王義桅：“一帶一路”的十大認知風險

從2013年中國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被首次提出，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再到2014年11月8日習近平宣佈中國將出資400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可以説，“一帶一路”已經從一項偉大構想變成了正在如火如荼實行著的偉大舉措。

然而，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過程中存在著怎樣的機遇與挑戰？如何良好地進行“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將為國內與國外帶來怎樣的發展或困境？針對這些問題，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在其《“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一書中進行了深刻闡釋與精彩解讀。

在2015年5月10日察哈爾學會與人民出版社舉辦的“‘一帶一路’：機遇與挑戰”主題圓桌會上，王義桅表示：“一帶一路”，是一種必然。它是全方位開放的必然邏輯，是文明復興的必然趨勢，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一帶一路”，簡單四字擁有深邃內涵

王義桅表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共同組成了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的戰略格局和周邊外交新的戰略框架。

王義桅從三個方面，闡釋了“一帶一路”為對外開放翻開了新的歷史篇章：從開放的內涵上來説，“一帶一路”讓“引進來”轉向“走出去”，“引進來”與“走出去”的良好結合能讓中國參與和引領國際合作；從開放的廣度上來説，“一帶一路”促進中國西部地區的發展，打造向西、向南全方位的開放格局；從開放的深度上來説，“一帶一路”能夠促進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的全方位自由流動。

“一帶一路”中的“三五”效應

王義桅認為，“一帶一路”中有著如下“三五效應”：

“五千年未有之變局”：推動傳統中華文明的轉型。“一帶一路”可以促進從內陸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轉型，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資訊文明的轉型，從地域性文明向全球性文明的轉型。因此，“一帶一路”肩負著推動中華文明轉型的歷史擔當。

“五百年未有之變局”：推動近代人類文明的轉型。“一帶一路”不僅推動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性方向發展、推動歐亞大陸回歸人類文明中心，同時可以創新人類文明、實現全球再平衡。因此，“一帶一路”肩負著推動人類文明創新的現實擔當。

“五十年未有之變局”：推動中國夢的實現。王義桅指出，“一帶一路”視野下的中國夢，尤其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中國從“融入全球化”到“塑造全球化”，從“中國向世界開放”到“世界向中國開放”態度的轉變。中國60多年確立了獨立自主的和平發展道路，但是中國始終不是世界潮流的開啟者。“一帶一路”將超越西部大開發，將中國內部市場一體化提升為歐亞大市場的建設。

二是中國塑造歐亞一體化，鞏固大周邊依託。“一帶一路”構成的互聯互通將把作為世界經濟引擎的亞太地區與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歐盟聯繫起來。給歐亞大陸帶來新的空間和機會，並形成東亞、西亞和南亞經濟輻射區。

三是重塑中國全球化戰略的比較優勢，全面提升中國競爭力。“一帶一路”是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通過全方位開放塑造的新的比較優勢。在新一輪全球化競爭中，我國從全球産業鏈低端向高端邁進，比較優勢也從“勞動-資源”密集向“技術-資本”密集升級。

關於“一帶一路”的十大認知風險

王義桅強調，無論是專家搞研究還是媒體做報道，對於“一帶一路”都應該做出客觀清醒的認識並厘清相應的概念。其中，王義桅提到十個問題可能存在認知風險，需要在進行“一帶一路”報道、研究時格外注重：

1.“一帶一路”是戰略還是倡議？應該“慎談戰略，多講文明”。

2.“一帶一路”是“我的”還是“我們的”？

3.“一帶一路”是“路”還是“帶”？是否是“海上佯政，意在陸上”？

4.“一帶一路”是復興還是復古，它是否是一種新的朝貢體系？

5.“一帶一路”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嗎？只是為了輸出過剩産能？

6.“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經濟帝國主義，只是“中國的全球化”嗎？

7.“一帶一路”是中國中心主義的復活？

8.“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周邊外交？“周邊”的概念究竟是什麼？

9.“一帶一路”是一個封閉的環？

10.“一帶一路”是中國以經濟合作掩護軍事擴張的行為？

王義桅認為，只有在研究、報道之中牢牢抓住並解決好這些問題，也才能在“一帶一路”的建設道路上真正做到共建絲路、共面風險、共襄盛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