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發展服務業不等於忽視製造業

史丹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産業結構轉型升級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促進服務業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但是，服務業佔比高未必經濟發展水準就高，關鍵要看製造業是否充分發育、足夠強大到能夠為經濟持續發展提供創新動力。

最近兩年，除了經濟增長速度減緩，我國經濟另一個重要特徵是産業結構變化。從改革開放至上世紀末，我國工業增速一直獨佔鰲頭，對經濟增長作出巨大貢獻，使我國實現了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2000年以後工業增速開始減緩，2010年以來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開始低於第三産業，2013年起第三産業超過第二産業成為規模最大的産業。

産業結構演變與每人平均收入水準並不總是互為因果關係，每人平均收入水準提高形成的服務消費需求，可以拉動産業結構向以第三産業為主轉變；但産業結構變化對每人平均收入提高是否有作用，主要看産業結構變化能否形成結構紅利，即資源向效率更高的産業配置。高收入國家經過多年發展，形成了以第三産業為主導的産業結構。然而，如果發展中國家片面追求第三産業佔比高，則有可能阻礙經濟發展。以巴西為例。1980年，巴西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工業和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分別為45%和33.7%。但由於工業向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加工度産業升級沒有成功，導致巴西提前進入服務經濟時代，工業比重持續下降並在低位徘徊，經濟高速增長也隨之告一段落。

這表明，在産業結構轉變過程中，實際上潛伏著産業結構早熟問題。所謂産業結構早熟，是指服務業成為主導産業後，製造業沒有持續發展並實現技術升級，導致國民經濟發展缺乏技術進步支撐，經濟增長的動力不足，遲遲不能邁進高收入國家門檻。

在我國，類似産業結構早熟問題也曾出現過，改革開放前主要表現為重工業超前發展。例如，1958年至1960年，工業總産值中重工業佔比提高了11.6%，結果導致消費品匱乏、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準下降，國民經濟難以維持，不得不進行為時3年的調整。1970年至1978年再次出現“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問題，1978年至1981年再次進行3年調整。我國幾次調整輕重工業比例，實際上都是解決重工業過早過快發展問題。當前，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工業發展水準總體上進入中後期階段，按照産業結構演變規律和實際情況，當前産業結構早熟風險主要潛伏于第三産業超前發展中。

一些地區片面地把提高服務業比重作為經濟發展目標，經濟發展戰略簡單模倣國家戰略或一些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實際上，從産業佈局和區域專業化來看，一些地區工業佔比較高是其比較優勢的體現，認為工業和農業佔比較高就是經濟不發達的觀點是不正確的。

從美、日、歐等發達國家看，儘管第三産業佔比已超過70%，但它們在製造業領域仍保持領先地位，仍然主導著全球技術進步方向。調查顯示，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在汽車、航空航太、新材料、新能源、資訊和通信技術等領域仍扮演著全球技術發展“領導者”角色。

可見，加快發展服務業並不意味著忽視製造業。我國已成為世界工業大國，但製造業總體上仍以代工、加工為主；重大裝備製造不斷取得進步，但大部分處於加工和仿製階段，真正擁有核心技術與自主智慧財産權的産品並不多。我國製造的産品附加值低，在高端製造業環節缺乏競爭力。在這種條件下，應充分認識産業結構早熟風險，更加注重提高工業尤其是製造業發展水準，加快推進製造業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