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構建中國低碳經濟學

厲以寧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目前，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很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把低碳經濟作為培育新的國家競爭優勢的制高點，競相發展低碳技術與低碳産業。對中國而言，發展低碳經濟不僅是承擔防止全球氣候惡化責任的需要，也是經濟發展和轉型升級的方向。過去，中國經濟增長方式比較粗放，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三高”特徵引發資源過度消耗、生態環境惡化、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諸多問題。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培育新的國家競爭優勢，必須積極發展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三低”特徵的低碳經濟。

低碳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離不開經濟學理論指導。隨著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世界各國的重要需求，並將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的主流，學術界對於低碳經濟的研究趨於活躍。目前，低碳經濟學研究尚處於起步階段，在很多問題上還沒有成形的經濟學理論。而對於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人們容易運用國外已有的理論見解來分析。但是，中國有自己的具體國情，尋找適合中國的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必須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低碳經濟學，即“中國低碳經濟學”。針對中國實際，中國低碳經濟學需要科學處理三個方面的問題：中國能源結構調整的客觀性約束；制度與政策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趨勢的影響；導致資源浪費的習慣性行為。這三個方面的問題對確定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模式至關重要，而恰恰又是目前沒有被充分重視的問題。這是我們強調“中國低碳經濟學”這一稱謂的重要目的，也是中國低碳經濟學的理論價值所在。

問題之一：中國能源結構調整的客觀性約束

一提到如何實現低碳，人們的第一反應往往是進行能源結構調整，減少對傳統化石能源的依賴，使用新能源與清潔能源。這是很自然的，因為造成中國經濟高碳特徵的最主要原因是能源結構不合理，約70%依賴煤炭。而煤炭消耗是溫室氣體以及其他有害物質排放的主要來源，2012年全國二氧化硫排放量的90%、煙塵排放量的70%、二氧化碳排放量的70%來自燃煤。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造成中國環境問題非常突出。

既然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導致二氧化碳等氣體的高排放，那麼，對能源結構進行根本性調整，減少燃煤，使用低碳甚至零碳的新能源，是順理成章的。但這個觀點沒有充分考慮現實條件。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經濟學研究作出回答，得出一般性邏輯所不能達到的判斷與結論。

一國的能源構成是“天生”的，也就是説，一國的能源消費結構是由其能源資源稟賦以及經濟發展態勢等客觀因素決定的。這意味著能源結構改變不能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並不是人們想進行調整就能調整的。中國能源資源稟賦的總體狀況是富煤貧油少氣。煤炭較為豐富，但優質化石能源不足，石油與天然氣資源的探明剩餘可採儲量僅列在世界第十三位與第十七位。由於中國人口眾多，各種能源與資源的每人平均佔有量遠低於世界平均水準。隨著經濟快速發展，能源消耗量不斷增加，能源供給與消費之間的缺口逐年擴大，目前已超過3億噸標準煤，其中石油、天然氣的供給缺口尤為嚴重。而新能源的發展與利用比較有限，再加上新能源技術發展的難度較大，短期內尚難以大規模使用新能源。

再分析一下經濟發展態勢。同英美等發達國家不同，中國是一個處於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的經濟體，在消費結構升級的拉動下，以機械製造、鋼鐵、建材、能源為代表的重化工業會長期處於快速增長通道；而今後20年，更是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任務並進入後工業化階段的重要時期，重化工業以及汽車工業、船舶工業等的發展仍將是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支撐。這樣的經濟發展態勢將導致能源消耗量大規模增加。再考慮到中國的能源資源稟賦，進行能源結構調整無疑面臨嚴峻的客觀約束，快速實現根本性調整的主觀願望是不現實的。

問題之二：制度與政策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趨勢的影響

如何考慮中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未來的趨勢性變化，是有關中國低碳經濟發展的首要問題。其中的關鍵問題是中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何時達到峰值，以及達到峰值時的絕對水準是多少。如果把這個問題弄清了，一個大致的碳排放軌跡就可以勾畫出來了。儘管在理論上有關於經濟發展與二氧化碳排放關係的庫茲涅茨曲線（倒U形曲線），但現實中探究一國究竟什麼時候達到排放峰值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因為它不僅僅涉及客觀因素，即根據各種客觀因素變化趨勢預測二氧化碳排放的未來變化，這正是目前大多數研究所做的；而且涉及主觀因素，即根據我們的主觀願望進行相關制度設計、採取政策措施，以促使二氧化碳排放總量未來變化符合我們希望的目標。中國碳排放峰值設定，必須包含上述客觀和主觀兩個層面的因素，僅僅從客觀層面的因素來考慮顯然是不夠的，也不能真正預判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未來變化。

因此，從理論上看，要完整和準確地判斷一國未來的二氧化碳排放趨勢，就不僅要考慮客觀物質層面各種因素的變化，也要考慮主觀制度設計和政策措施等方面的因素，如能耗強度和碳強度指標考核體系、低碳産業政策、低碳科技政策、碳稅、碳交易等一系列有關低碳發展的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安排和舉措。如果將客觀和主觀的因素同時納入碳排放峰值理論的考量，那麼，達到峰值時間和峰值水準的預測範圍將變得更大。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説，對碳排放峰值所作的預測結果，很多是基於已有假設對未來趨勢所作的一種意向性判斷，遠非未來真正發生狀況的一種精確性判斷。當然，預測的好壞在理論上是有標準的，一種好的碳排放峰值預測或者設定，一方面能夠適應客觀因素，在客觀條件的允許範圍內；另一方面也能夠適應主觀因素，在制度設計與政策措施能夠達到的範圍內。這樣的預測和設定才會對國家政策措施的制定具有科學指導價值。

在中國政府看來，設定在2030年左右達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標是合適的。中國已經向國際社會宣佈了這個目標，即“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且將努力早日達峰”。這樣，目前再糾結于峰值的客觀因素的探討已失去意義，而應關注並深入探討主觀因素的治理機制以及可能的實際效果。應當認識到，制度與政策方面的工作將更加複雜，比如，如何在體制機制方面推動更為實質性的改革（電力、能源資源價格、財稅體制改革等）以推動峰值早日到來。現有研究對制度與政策問題關注不夠，而這應成為中國低碳經濟學著重探索的內容。

問題之三：導致資源浪費的習慣性行為

低碳發展，不僅是限制使用傳統化石能源、多使用新能源，限制高消耗高排放産業、發展低碳産業，而且包括減少以至杜絕生活和生産領域一些習慣性行為與做法所造成的資源嚴重浪費與過度消耗。但人們往往容易忽視後一個方面。實際上，減少以至杜絕導致資源浪費的習慣性行為，對中國的低碳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可能很多人沒有意識到，人們的生活方式與低碳發展密切相關。不同的生活方式所導致的碳排放量明顯不同。如果人們傾向於高碳産品與行為，那麼在生活中和生産環節就會産生更多的碳排放；相反，如果人們儘量選擇低碳産品與行為，則會減少碳排放。比如，中國人喜歡開大型車，而不少發達國家的居民更願意使用小型汽車、小排量汽車。再比如，只上一兩層樓也要坐電梯，購物使用一次性塑膠袋，吃飯使用一次性筷子，招待客人點過多的飯菜，使用電動跑步機等。這些行為的環境代價就是消耗大量能源、增排溫室氣體。

資源嚴重浪費與過度消耗的問題同定價不合理有關。長期以來，煤炭等高碳資源價格與其理論價格相比明顯偏低，導致高碳資源的過度消耗，加重了經濟發展的高碳化問題。電煤由國家指導定價，電煤價格低於市場均衡價格，造成電廠對煤炭的過量消耗。此外，電價也低於市場均衡價格，導致一些居民無節制地用電，甚至浪費性用電和奢侈性用電。中國的石油、天然氣等價格遠低於歐洲和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價格偏低導致相關資源過度消耗和嚴重浪費。有關研究表明，當價格提高到一定程度，人們就會停止浪費，注意節儉使用；再提高到一定程度，人們就會想辦法迴圈利用。

減少浪費並加強回收利用，對低碳發展的意義超出人們的一般性認識。比如“城市礦山”，即城市中各種可以回收利用的廢棄電器、電子産品以及其他廢棄物資所形成的“礦山”，其單位資源含量往往比自然界中的礦山更高。自然界中的礦産資源總有枯竭之時，而“城市礦山”卻可迴圈利用。如果利用好“城市礦山”，將極大促進資源再利用，減少資源生産過程中的碳排放，包括減少開採原生自然資源及其冶煉所帶來的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我們需要加大對生産領域、生活領域各種資源的回收再利用，減少終端的資源浪費。這種低碳發展的價值並不亞於生産環節降碳技術的開發與使用。

中國低碳經濟學的歷史使命

對中國低碳經濟學需要處理的上述三個方面問題進行科學分析，尋找與制訂解決方案，用以指導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是中國低碳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具體來講：一是針對能源結構調整的客觀性約束，研究中國能源結構的變化趨勢與調整策略，尤其是最近10多年中國在能源方面所應採取的政策措施，從而既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又促進低碳經濟發展；二是針對制度與政策因素對中國碳排放趨勢的影響，研究節能減排降碳的制度設計與政策措施，重點研究電力和能源資源價格、財稅體制等領域的體制機制改革，研究可行有效的發展措施；三是針對資源浪費問題，研究如何採取切實的措施與方式，改變導致資源嚴重浪費與過度消耗的習慣性行為與做法，以及如何減少終端的資源浪費併發展回收與迴圈利用産業。完成中國低碳經濟學的這三項使命，是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所急需的。雖然各國都有學者在研究低碳經濟學，但對於這幾項任務，國外學者不會很關注，而中國學者要以此為己任，承擔起發展中國低碳經濟學的責任。

低碳經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事項，相應地，低碳經濟學是中國學術界需要重視的重大課題，並且低碳經濟與低碳經濟學都是處於起步階段的新事物。希望更多的學者進行更深入更具體的研究，逐步形成並不斷豐富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低碳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