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磊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
美國和歐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歷史上,英國秩序同英鎊的穩定密切相關,而英鎊的穩定與金本位制的確立密切相關。今天,美國秩序同美元的穩定密切相關。佈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同時,西方國家的金融工具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
需要指出的是,既要強調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互補關係,也要強調它們之間的良性競爭關係。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服務,更好地提升後者的活力與服務意識。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行等組織的確有一定的競爭關係,但是競爭的不是霸權,而是市場,是好評,是世界進步的現實意義。良性競爭對於開發貸款以及其他市場都是有利的。
中國要推動國際規則更加合理與完善,而不是要進行顛覆。在國際關係中,負責任不僅僅指要援助、要砸錢,更強調公共産品的提供,要有議程設置的能力: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麼,但我能決定大家討論什麼。應避免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被外界過度政治化,應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規上做文章,推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公平性發展。可持續發展,即基礎設施建設要符合綠色和低碳標準,要有人文情懷、要在生態友好上下功夫;包容性發展,即使各國人民有機會參與到亞洲的共同事業中來,要避免由於邊緣化狀態而導致極端化情緒的蔓延;公平性發展,即既要反對霸權,也要反對特權,使公平成為亞洲國家的共同價值。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應避免簡單類比,既反對別人拿“馬歇爾計劃”類比中國的“一帶一路”,也反對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因為“馬歇爾計劃”“佈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維護一國霸權的意味。許多西方媒體將亞投行稱作是中國控制的,這不客觀。中國曾對外表示可出資到50%,這表明中國對亞投行的強力支援。隨著亞投行成員的增多,中國的佔股比例可能會相應下降。中國有控制的能力,但沒有控制的意願。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與關鍵力量:中國推崇協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儘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來決定。中國要推動共識,在共識基礎上,把具體項目做紮實。
亞投行也不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開始的時候,美國遊説七國集團和亞洲盟友不要加入該機構。從戰略來説,美國擔心亞投行會動搖美國霸權的基石——全球貨幣與金融秩序,美國已經領導了70年;從技術來説,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金融組織,美國擔心其貸款標準是否會形同虛設。對中國人而言,亞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與華盛頓爭奪全球經濟影響力,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經濟體的良性競爭。
從金磚銀行到絲路基金再到亞投行,中國要把“一帶一路”做實。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金融平臺的建立,使中國夢同亞洲夢、世界夢有了對接與落地的抓手。總之,亞投行已箭在弦上,要大幹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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