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寧：李光耀稱得上是“亞洲英雄”

房寧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

新加坡在我的印象裏大約只有北京五環路內那樣大小，但這個地處東南亞一隅，地域狹小、民族混居、資源匱乏的城市國家，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鬥、苦心經營，終於成為經濟繁榮發達、社會井然有序、民族關係融洽的明星國家。新加坡不僅以自己的成功惠及本國人民，更為世界矚目。新加坡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社會治理方式，對包括中國在內的諸多亞洲國家産生了潛移默化的深遠影響，被人們認為是一種後發國家在全球化時代實現工業化、現代化的制度模式。

談到新加坡，談到新加坡模式，人們會自然地聯想到李光耀。李光耀是新加坡最重要的領導者、領路人，這一點幾乎是沒有爭議的。李光耀的名字與新加坡，與新加坡社會發展模式，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今天李光耀先生走完了他91年長長的人生路，也再一次吸引世界目光聚焦新加坡。

在當今一般人的眼裏，李光耀是一位極其成功的政治家，在新加坡他擁有崇高的威望，在國外他有著遠遠超越新加坡國力可以賦予其領導人的巨大國際影響力。其實，李光耀和新加坡成長于艱難困苦之中，50年前，李光耀和人民行動黨把新加坡人民團結凝聚起來，逐步使新加坡擺脫了貧困、混亂、萎靡，躋身於亞洲“四小龍”，成為發展楷模。

遮罩此推廣內容　　獨立之初的新加坡形同棄兒，外有地區大國的冷漠和壓力，內無資源、基礎薄弱，精神文化上迷茫困頓，生存與發展的壓力考驗著新加坡。選擇什麼樣的生存發展道路是當年新加坡要回答的首要問題。年輕的李光耀在困苦面前沒有畏懼，在當年風靡世界的各種模式、制度面前沒有盲從，他和同伴們從實際出發，積極探索適應新加坡的生存發展之道。從後來的新加坡模式展現出的特點和效果看，新加坡模式重要特質在於兩個方面：一是，保障人民的經濟社會權利，擴大社會自由；二是，集中國家權力，實現戰略性發展。保障人民權利、擴大社會自由，給了新加坡人民以巨大的激勵，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給予社會發展以強大的內在動力。而集中國家權力，一方面保持了社會的穩定，另一方面，提高了發展的集約性，提高了建設的效率。

新加坡模式在當年既不同於蘇聯模式，也不同於被西方世界奉為圭臬的自由民主體制。這樣的體制自然受到來自不同方面的質疑和非難，西方學術界稱其為威權體制，批評其不民主，限制自由。但是，就是這樣的體制改變了新加坡的命運，為新加坡社會帶來了繁榮和進步，給新加坡人民帶來了福祉。面對事實，西方輿論也逐步收起了原有的輕蔑和傲慢。李光耀本人也在世界範圍得到了廣泛的尊重。以其幅員、人口和自然資源都極其有限的彈丸之地，創造出發展神話和獨特體制，李光耀在當代世界獨一無二。他不僅是新加坡人民的領袖，也是亞洲的英雄，因為他所摸索出的體制啟示和影響諸多發展中國家。

新加坡模式的歷史意義在於，它找到了一套適合在全球化深刻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時代，在由西方大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下，後發國家如何既能調動社會內在動力與活力實現發展，又能避免社會因發展而引發的矛盾與衝突，維持社會基本秩序，這是個時代性的難題。新加坡模式不是萬能的，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更不會永恒不變。但新加坡模式成功回答了時代的難題，以一條前所未有的特殊道路實現了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這條道路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類似體制在不同國家，特別是在一些亞洲國家獲得成功。新加坡模式因此躋身於世界政治與社會發展的經驗體系，李光耀也因此而名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