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等預測,今後10至20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顯著放緩,年均增長率將下降到2013—2023年的5%,然後進一步下降到2023—2033年的3%略強。其預測依據是所謂的“趨中律”,即任何國家的高速經濟增長都是一種異常現象,終究要回歸平均值,這個平均值大體上就是世界經濟的平均增長率。類似的統計分析也顯示,在每人平均收入達到中國目前的水準時,大多數經濟體遭遇了增長速度明顯減慢的命運,平均從6%—7%下降到略高於3%的水準。這與國際上關於全球經濟進入“新平庸”的判斷不謀而合。但是,這類預測既沒有對中國經濟減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也明顯低估了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雖然正在經歷下降過程,但未來中國經濟增速仍將顯著高於世界經濟增速。中國經濟的年度潛在增長率,1995—2010年為10.3%,“十二五”時期為7.6%,“十三五”時期估計為6.2%。而且,改革紅利可以再為中國贏得接近2個百分點的額外經濟增長。總體而言,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完全可以實現7%左右這樣一個顯著高於世界平均水準的增長速度。
事實上,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近年來僅略高於3%,是各國經濟不同增長速度的平均值,而不是各國經濟增速一概略高於3%。我國經濟增速處在世界平均水準線上下哪個位置,絕不是由什麼統計“規律”先驗決定的,而是取決於我國的經濟潛力和政策應對。全面認識經濟發展新常態,準確理解我國增長速度減慢的原因,並主動適應和引領這個新常態,我國經濟增長就能實現對“新平庸”的超越。
認識新常態,需要認識到經濟增長從高速轉向中高速,不是週期性的外部衝擊所致,而是由結構性因素造成的長期趨勢,是我國經濟進入新階段的必然結果。我國傳統上勞動密集型産品具有比較優勢並在出口中佔主導地位,其“比較優勢指數”(即我國該類産品出口比重與世界貿易該比重的比值)從2003年的4.4下降到2013年的3.4。這就是説,我國勞動密集型産品出口下降快於世界同類産品貿易量,經濟增長減速主要不是外部需求衝擊造成的。新常態下,我國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勞動力成本不斷攀升,投資回報率下降,結果必然是潛在增長能力降低。
適應新常態,需要加快增長動力從投入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2010年以前,我國人口轉變的總體趨勢是朝著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方向變化,表現為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人口撫養比下降的人口機會窗口為充足的勞動力和人力資本供給、高儲蓄率和積累率以及高資本回報率創造了必要條件。同時,勞動力轉移帶來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促進了全要素生産率提高,使我國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情況下,這些增長源泉或者消失或者式微。只有使增長動力向創新驅動轉變,才能更快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形成新的增長源泉,實現長期可持續的中高速發展。
引領新常態,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實現發展方式轉變、産業結構升級和增長動力轉型,提高潛在增長率。我國仍然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有信心維持中高速增長,超越國外經濟學家所預言的“新平庸”。其理由主要是:首先,堅持對外開放,進一步發展開放型經濟,將繼續為我國帶來開放紅利。其次,從每人平均收入和科技水準看,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仍有較大差距,這意味著我國仍然擁有後發優勢,可以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第三,全面深化改革將進一步消除制約市場主體活力釋放和要素優化配置的體制障礙,進而從雙重改革紅利中獲得增長潛力:通過挖掘生産要素特別是勞動力供給潛力,延長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機會窗口期;通過加快全要素生産率提高速度,形成新的增長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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