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長和：對外傳播別丟了“中式命名權”

蘇長和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春節期間一條關於英語國家如何翻譯中國羊年的微信很火，意思是英語中沒有“羊”這個名詞，只有山羊、綿羊等，如何用英語表達中國羊年，難煞了外人。雖然貌似只是一個名詞使用的問題，但其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文化現象。

隨著包括“春節”在內的許多中國名詞變得更具世界性意義，以及中國在各行各業中出現許多標桿性名詞，中國獨特的東西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名詞本身就會作為一種標桿為人所用。例如，法國總統奧朗德2013年在上海與學生對話時説，上海叫“東方的巴黎”，或許有一天巴黎也會成為“西方的上海”。近年來，筆者也注意到國內媒體在報道外國現象時，漸漸開始用中國的獨特名詞來解説別國，將別人轉化到自己的語境下來進行敘事，例如討論別國的“家風”文化等。

有人説，不就是個名詞嗎，何必那麼較真、小題大做？實際上，國際關係中經常會碰到“名”的問題，有時“名”或詞語的使用涉及到國家主權問題。例如，有些外媒報道中國時，使用“中國和香港關係”“中國和台灣關係”的錯誤説法，這是有意下套，犯了整體和部分關係的錯誤，順著其回答或思維，往往掉入其陷阱。有些地理名詞的稱呼也涉及國家主權問題，比如一些流經多國的河流名稱，在不同國家名稱不一樣。雅魯藏布江是其在中國境內的名字，而它經過印度的那段叫布拉馬普特拉河，經過孟加拉國的那段叫賈木納河。可想而知，如果我們習慣了網際網路上的簡單轉換，在對外交往中表述雅魯藏布江時用布拉馬普特拉河稱呼，等於無意中把自己的東西説成別人的東西了。

通過命名權的確立，往往還支援一種歷史觀，甚至服務於某種外交目的。比如在英語表達中，至今仍時常將西方稱為the West，將非西方統稱為the Rest。這看上去是為了押韻，其實是西方中心論思維作祟。新中國成立後很重視對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外來詞語進行置換。例如中國涉外部門沒有中東司，只有西亞北非司，近東、中東、遠東這些名詞都是歐洲中心主義時代的産物。這些名詞在去殖民化進程中逐步被廢棄了。但國內現在有時還會出現“遠東”這一名詞，成為公司註冊名稱的也不在少數，竊以為，這類名詞在工商註冊時應該禁止。

之所以論述“名”的重要，是想強調在中國文化走出去過程中，我們要形成本土名詞和概念的專利權保護意識。春節期間筆者閱讀一套中國的協商民主研究叢書，封面上赫然將“協商民主”譯成deliberative democracy，而不是中國官方標準譯法consultative democracy。顯然，順著第一種譯法，協商民主這一中國獨特民主形式的文獻追溯，就只能追溯到英語學術而不是中文學術，中文學術界對這一名詞的專利權在無形中就丟失了；而順著第二種譯法，“協商民主”這個詞的根就在中國。

總之，詞語問題看似是小問題，但有時卻也是大問題，尤其是在對外傳播中，因為它會對人産生潛移默化的思維轉換效果。因此，我們在國家傳播的實踐中應該特別重視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