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斌：良序社會，印度和中國不可比

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係教授、國家治理研究院執行院長

對中印進行競爭性比較是世界政治中的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2014年，印度經統計方法調整後的經濟增長率首次超過中國，“印度超越中國”的聲音又熱起來。由於被視為發展中國家西式“民主樣板”，印度的“好消息”都會被西方放大，中國的“壞消息”也會被西方放大。按照當下生態的國際輿論去看中國和印度，基本上是不靠譜的。

這裡提供一個根本性的比較尺度：良序社會。共同體之善業，是所有正常國家所追求的。在意識形態無處不在的世界政治中，“善業”的標準已經意識形態化，但是對普通百姓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生活在秩序良好、治理有方的良序社會。良序社會説到底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其中，國家有能力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社會有活力並有創新力，最終達到一定程度的社會公正。

就中印的國家治理能力而言，僅反貧困的鬥爭就一見高低。按聯合國的標準，中國在貧困人口線之下的目前是11%，而印度則是33%，4億以上的人口還生活在貧困線之下。為什麼是這樣？研究印度的學者都知道，印度是一個“三節棍”國家，中央、邦和基層政治之間聯繫不起來，是一個典型的“斷層社會”。這不，莫迪的人民黨剛剛贏得全國大選而執政，民粹主義性質的平民黨則以絕對優勢贏得了首都新德里地區的選舉。印度這樣一個權力碎片化的國家，在國家治理上怎麼能和具有民主集中制優勢的中國去競爭？

遮罩此推廣內容　　但對印度“好制度”情有獨鍾的觀察家往往會説，印度的私有制企業比中國有活力，社會民主也因為其發達的公民社會而更發達。言外之意，中國私企不如印度。果真如此的話，怎麼理解美國專家拉迪研究所得出的中國私人企業對就業、經濟增長貢獻率和銀行貸款使用比都在70%以上？印度IT業為什麼沒有能與騰訊、阿里巴巴和華為一比高下的國際級企業？這些人忘了一個常識，企業之上是國家能力，企業之下是社會結構。如果面對國家治理能力缺位而又置身於碎片化社會結構之中，這樣的企業到底有多少活力和競爭力？

印度社會結構是一個活的歷史博物館，千年以上的房契和地契都還有效，幾千年來的種姓制度不能被觸動，統計基於種姓、部族之上的政黨數目至少在2000個以上。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政黨政治和公民社會是很發達，在縣城和鎮上，每個星期都有遊行示威。選舉政治尤其發達，投票率特別高，原因是政黨分肥，一旦一個黨控制了一個鎮政權或村政權，接下來幾年的好處都歸執政黨。

中印之間國家與社會關係性質完全不同，決定社會公正程度的天然之別。印裔英國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給世界銀行的講座中，反覆説中國是印度的學習榜樣。福山講過一個故事：聯合國為印度一個地區普及教育而投下鉅資，結果5年之後，情況沒有改變，孩子們依然沒法去特定的學校上學。因此，公正社會不會到來，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理念的産物。

中印兩國在良序社會上的差距是客觀的。話雖如此，並不意味著兩國之間沒有可資借鑒之處。在國家治理上，中國政府應該做減法，即減少對資源配置的作用以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而印度則應該做加法，即增加其治理能力以實現其社會更加公正的願望。只不過，兩國的社會結構決定了，減法好做，加法難為，兩國之間的差距不是短時間內能消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