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士林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
一段時間以來,不少人對我國新城新區建設提出質疑和批評。一些人質疑新城新區建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認為其主要體現了政府和官員的意志,是“行政的手”取代了“市場的手”,而非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並大幅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持這種觀點的人以個別“空城”“鬼城”為例,認為新城新區人氣不旺、空置率高,公共設施配套和公共服務滯後,産業集聚程度不高,經濟發展乏力,進而認為完全沒必要進行新城新區建設。
一些人所説的“空城”“鬼城”存不存在?必須承認,在一些區域確有這種現象。但否定新城新區建設的這些觀點,在樣本採集上主要集中在縣域(包括縣級市)、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由此獲得的數據和得出的結論並不足以代表我國新城新區建設的真實情況和主流。對此,我們要有清醒認識,不能以偏概全,一概否定新城新區建設。
從城市發展史的角度看,新城新區建設是城鎮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英美等國早在19世紀下半葉就開始新城新區建設,目的是解決當時倫敦、曼徹斯特、紐約、芝加哥等的“城市病”。20世紀以來,通過新城新區建設解決城市發展的空間矛盾,成為世界各國的普遍選擇和基本手段。當前,我國正在大力推進城鎮化。2000年至2012年,我國城鎮人口以年均超過1.35%的速度增長。城鎮人口增長必然要以更大的城鎮空間為載體。目前,我國一些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已比較高,而像北京、上海等一些超大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密度已達到難以承受的程度,建設新城新區勢在必行。總體上看,與人口總量有限、城鎮化率已經比較高而且較為均衡的西方國家相比,當下我國新城新區建設必然更為集中。在這方面,我們不能忽視階段差異而與西方一些發達國家進行機械比較,進而質疑我國新城新區建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我國新城新區建設始於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工業園區、大學園區、科技園區、居住小區等。但在遭遇通勤成本上揚、公共服務短缺、人氣不足等問題後,近年來一些城市的新城新區建設紛紛轉向“綜合性城市中心”。2000年至2011年,新城新區建設出現一個高潮。新城新區在基礎設施不完善時,確實不如舊城熱鬧。但隨著各項功能的完善,許多問題逐步得到解決。前些年一些人質疑的某些“空城”,如今已是車水馬龍、人流如梭。這説明,對待新城新區的發展應該有一點耐心,不能妄下“空城”“鬼城”的結論。總體來説,許多城市的新城新區相對於老城區,在解決城市發展的空間限制、帶動和引領城市轉型發展等方面具有突出優勢和關鍵作用。
當然,肯定新城新區建設的重要意義,並不是説當下的新城新區建設就沒有問題。一些地方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本來人口密度就不高,卻也要大力推進新城新區建設,致使出現“空城”“鬼城”現象。出現這一問題,背後是“政績工程”和“土地財政”在推動。一些領導幹部把新城新區建設作為自己的政績,借此為晉陞鋪路;一些領導幹部則把新城新區建設作為拉動地價上漲以獲取更多財政收益的手段。對此,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合理確定城市開發邊界,規範新城新區建設,提高建成區人口密度”;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但是,規範並不是要否定,不能因為某些區域出現問題全盤否定新城新區建設。
基於人口眾多、資源不足的城鎮化實際情況,我國新城新區發展必然是一個曲折的進程,其複雜性和艱巨性也會超過西方國家。對此,我們要有耐心,也要有信心,相信我們有能力解決好我國城鎮化中面臨的這一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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