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明：“仁義禮智”古今談

 宋志明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仁義禮智”是儒家以至我國傳統價值觀的核心內涵。從其淵源上考察，孟子是第一個完整、系統提出這四個範疇的儒家學者。孟子説：“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的“四端”説，不但強調了仁義禮智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特質，而且點明瞭這些特質的心理根源，在我國歷史上影響很大，對於我們今天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有借鑒意義。

“仁”是儒家人學價值觀的核心理念，由孔子率先提出。在《論語》中，仁字出現達109次之多。“樊遲問仁。子曰：‘愛人’”。這是孔子關於“仁”的解釋中最簡潔也最深刻的一條。所謂愛人，就是把他人當作自己的同類來看待，並以此為原則溝通人我關係、結成社會群體。孔子主張用仁愛原則協調人際關係，踐行“忠恕之道”。所謂忠恕之道，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孔子以仁為核心提出了一套做人的學問，主張把實然的人提升為應然的人；強調每個人都應在躬行仁道的道德實踐中實現自身價值、成就理想人格。這為儒家人學價值觀奠定了基調。

在孔子之後，孟子進一步集中提出仁、義、禮、智四個範疇，建構起儒家人學價值體系。他的第一個理論貢獻，在於追溯仁的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性善，即“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在他看來，只有人才有求善的意識，而禽獸並無這種意識。人性善相對於獸性惡而言。但凡是人，必有人性，必有善性。善是評價善的尺度，也是評判惡的尺度。倘若不以善為尺度，惡便無從談起。令人遺憾的是，孟子從心性方面追溯“仁”的前提後，未設定“求仁”的具體目標，未免有“迂闊而遠於事情”之嫌。不過，聯繫孟子的其他論述可以發現，“求富”應是“求仁”的題中應有之義。孟子説：“民之為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他提出的解決“恒産”問題的方案，是保證每個農民家庭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此種願景無疑是美好的，只可惜在小農經濟時代根本無法實現。只有在社會化大生産的當今時代，“恒産”才有望解決，才有可能把“求富”落到實處。從今天的現實生活來看，“恒産”與“求富”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方面也具有基礎意義。

孟子的第二個理論貢獻，在於由“仁”字出發，進一步提出“義”字，指出“成人”的正確路徑。孟子説：“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也就是説，“仁”作為目標是個體的價值安頓之所，“義”才是價值實現的路徑。按照孟子的構想，仁政不能直接建立在“仁”的基礎之上，必須以“義”為仲介。孟子會見梁惠王，梁惠王問：你不遠千里而來，給我國帶來什麼好處？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在他看來，施政的理念應是義，而不能是利。一些人指責孟子把義與利對立起來，實則是一種誤解。因為孟子所説的義，乃是為社會群體著想，其中包含對公眾利益的尊重，並不與利截然對立。孟子只是反對君王為“一己私利”著想，要求其維護社會正義。關於“義”，孟子僅從心性角度考量，以“羞惡之心”為其前提；至於衡量“義”的具體尺度，則語焉不詳。從當今視角看，衡量“義”的尺度，應是平等、公正、和諧。它主要體現在平等待人，不以強淩弱；出於公心，不專謀私利；尊重他人，和睦相處；等等。

孟子的第三個理論貢獻，在於把“義”字深化，突出一個“禮”字，將其作為“成人”的制度保障。“義”是抽象的，而“禮”是具體的，是可操作的制度條文。美中不足的是，孟子僅將“禮”同“羞惡之心”相關聯，並沒能找到實現“禮”的良好政治制度。在小農經濟時代，人們能想像的政治制度只有君主制一種，不可能有別的選擇。在當今時代，人類早已擺脫此限制，有了新的制度選擇，從而能解決孟子無法解決的問題。這種新的制度建立在自由、民主、公正、法治等基本價值理念上。

孟子的第四個理論貢獻，在於把仁、義、禮綜合起來，強調三者必須落到“智”上。“智”就是“成人”的理性自覺。孟子把“智”同“是非之心”關聯在一起，明確地將其置於價值理性範圍。他説的“是非”指價值論意義上的對與錯，而不是知識論意義上的對與錯。孟子所説的“智”無疑是抽象的，但不妨礙人們賦予其具體的內涵。從今天的社會實際來説，其具體內涵就是敬業、誠信、友善：敬業是一種明智的工作態度，誠信是一種明智的交往原則，友善是一種明智的待人方式。

綜上所述，仁、義、禮、智四字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人關於“成人”的基本價值理念。這些價值理念中的合理內涵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息息相通的。重溫和弘揚這些合理內涵，有助於我們深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領悟、認同和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