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閻學通教授刊載在《環球時報》上的文章《整體的“周邊”比美國更重要》引發熱議,批評者認為,閻文可能産生忽視大國尤其是美國的錯覺,畢竟美國仍然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國,日歐等仍是我經濟發展的主要合作夥伴;而贊同者認為這一話題本身很有意義,中國外交需要確立重點,將戰略資源投入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經營好大周邊,而非與美比拼,消耗我外交資源。同時,中國傳統上是內陸文明,盲目走向海洋,只會與美國海上霸權迎頭相撞,走向歐亞大陸,經營好“世界島”(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語),是發揮傳統文明優勢之舉。
其實,批評與贊同的觀點並不矛盾,閻老師講的周邊,是整體周邊,本身也包括美國的影響。因為美國(甚至包括日本)在中國周邊可謂無處不在,處理周邊關係,無法繞開美日。對周邊的重視,也折射出對美國的重視,只不過告別中美關係為中國外交“重中之重”的階段。或者説,通過周邊重視美國,與通過美國重視周邊,乃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中美關係的重要性已經從糾纏過去的3T——台灣(Taiwan)、貿易(Trade)、西藏(Tibet)問題所代表的人權,轉而聚焦于亞太地區和中國周邊的廣泛領域。中美競爭與合作,從空間上越來越聚焦于我周邊,從時間上越來越聚焦于國際秩序——中國成為資本輸出大國、出口大國和發明創新大國、規則與標準大國,這才是對美國新的挑戰。為此,奧巴馬國情咨文中才誓言“絕不任憑中國制定規則”。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外交,大國自然是關鍵,因為我們需要的資金、技術、出口市場在大國。如今,中國與世界關係從我對西方開放轉向世界對我開放,周邊和發展中國家則成為我資金、技術的輸出地,以此爭取標準與貿易、投資規則制定權。更重要的是,中國外交應是安全與發展兩輪驅動。周邊是我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重要性體現在安全與發展兩方面,甚至延伸到影響力與區域合作主動權層面。這就是閻文提出以“一帶一路”建設推中國與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思想。以前我們較為強調“運”——共同利益、互利共贏,現在也要著眼于“命”——共同身份、共同安全。從大國崛起的歷史看,無不是先經營好周邊。周邊不寧,無以致遠;周邊不富,無法獨善。
話説回來,當你還在大國為重還是周邊為重上打轉時,你未把自己真正當做大國。我的外交我做主。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應該告別“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的大國-周邊二元對立思維,從自身戰略目標出發,而非簡單的利益關切與感情親疏出發,謀劃與經營對外關係。“一帶一路”本身就是陸海兼備、兩條腿走路,無論是經營大陸還是走向海洋,都要求創新外交思維,探索新型陸上與海上合作模式。
一言以蔽之,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不必厚此薄彼——厚此薄彼就會顧此失彼,而應統籌兼顧,實現國家利益與他國利益、短期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的協調發展。周邊也好,大國也罷,皆靈活自如,融會貫通,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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