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新常態下的金融改革

在近日召開的以“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中國”為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2014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就新常態下的金融改革做了現場演講，他認為要抓住兩個要點：一個是新常態，一個是金融改革。

實錄如下：

對新常態問題提出幾點：一要認識新常態，二要適應新常態，三要引領新常態。

引領新常態的提法是在中央經濟會議上第一次提出的。這個提法非常有意思，其實是告訴我們，新常態也許是一個願景，希望從原來的數量型、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長到提高品質效益的新水準上。

但是這個願景並不能自然實現，要達到新常態的目標，必須努力引領，而引領最主要的措施就是改革，所以把新常態這樣一個重大歷史階段的主要任務放在改革上，因此改革任務重。

今天只就金融改革説一點看法。

金融改革，從改革開放以來就沒有停過，而且成效卓著。改革初期，中國只有中國人民銀行一家銀行，今天體系已經非常完善，金融指標已經在全球領先。人民銀行的資産負債表也比較長，上海證券交易所最近幾天的交易量是世界第一，這些是足以讓我們自傲的一些成就。

但是面向新常態，面向一個更高的要求，就發現金融體系有諸多缺陷。這些缺陷可能會妨礙我們向新常態的願景發展。

所以下一步的金融改革就應當著力於去克服這些缺陷。我們對金融改革曾經有很多的闡述，最新的目標是讓金融充分發揮它的功能，在引導資源配置上的功能，實現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目標。

經過三十餘年卓越有成效的改革，金融體制當中還有哪些缺陷阻止我們邁向更高的平臺？

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第一，我們已經有非常完備的體系，但是整個金融運作的基準是不牢靠的。所謂三個基準：利率、匯率、收益率曲線。利率還沒有市場化，匯率沒有常態化，收益率曲線還沒有形成。這三個率還沒有實現市場化，還沒有達到均衡。我們有理由懷疑過去幾十年裏由金融引導的資源配置有可能是扭曲的，因此下一步的目標是三個基準的完善。

對於利率，中央銀行已經有了一個時間表，但是從智庫這個角度來看，除了放開存款和管制之外，還有幾個問題需要關注：創造條件讓所有的金融産品交易起來，金融市場化的要義是交易，而不説定量多高。當在交易中無數次交易和無數次試錯，達到我們宏觀利率水準的運作曲線上，達到從長到短的不間斷的完善。在利率市場化改革中，中央銀行掌控的四個利率必須市場化。現在他們改別人，而自己手頭的利率其實是一個行政確定並且通過行政手段予以貫徹的利率，這不是市場化。利率的風險結構、期限結構必須由市場決定，調控必須通過市場化手段。

匯率。通過這些年的調整已經接近均衡水準，有幾個觀察角度，在外匯市場上,外匯當局是不是頻繁的出現，是不是非常強地把匯率往某個方向引導，如果是，那麼匯率市場化、彈性化是不夠的，如果不是匯率已經接近均衡水準了，我認為已經接近均衡水準了。中國恰恰在利率改革上已經取得了非常大的進步。

收益率曲線。我們要創造一個無風險，按期限排列的平滑的曲線，為我們全社會的投資、存款、貸款、金融活動提供基準。現在我們已經具備了收益率曲線，但是還需要完善，至於收益率曲線是基於國債市場形成的，還是基於銀行間的市場形成的，還是基於混合技術形成的，爭論不休。

第二，為金融市場的運作要提供基準。為金融體系提供一種機制，能夠穩定的提供長期資金，提供權益性資金。中國到現在是不缺乏資金的，中國從1994年開始就是一個儲蓄過剩的國家，是不可能短缺的，如果有短缺也是體制、機制上扭曲了它，資金是不缺的。缺是的什麼？第一，缺長期資金。中國經濟還在發展過程中，要投資，就要有城市化、工業化，無論是哪個“化”，都需要長期資金，但中國從籌集資金來説籌集的都是短資，平均算一下是兩年多，但是資金使用平均是四年。所以，金融改革就是要扭轉資源錯配。現在都是長期資金，而長期資金的不足會給商業銀行造成非常大的風險。商業銀行理論上不能發放中長期貸款，但我們已經發了60%，潛在的都是風險，因此長期資金的籌集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我們需要把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的任務落在實處，不要落在口頭上。從上個世紀一直到現在，投資所佔市場比重持續下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我們要把它成為直接融資的工具，債券發展得很快，但是中國債券是A銀行發，B銀行買，繞來繞去變成一個間接公式，所以要把以企業作為債務人發行信用債券；現在我們還需要發展長期資金的機構，要發展開發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機構，按照三中全會精神，嘗試建立面向住房市場的住房金融機構，面向城市基礎設施的基礎設施機構。這樣我們才能把期限結構扭過來。除此之外還有另外一個金融機構，在目前體制下，當非金融機構拿到資金時就變成負債了，我們要發展權益類的公益機制，更重要的是放開民間金融，破除從解放初期就開始的國家信用短期。

第三，需要解決降低債務率和杠桿率的問題。中國的債務率、杠桿率在結構上沒問題，但是總量上有兩大問題：第一，企業負債率過高。中國沒有自己的自由資金籌集機制，沒有在資本市場上持續不斷的籌集機制，這些機制都是阻隔；第二，地方政府負債率。中央經濟工作會六條改革任務裏面有一個債務危機，這個危機很嚴重。

各級政府，尤其到縣級政府的資産負債表嚴重不平衡，債務率非常高。如果説經濟下行，如果説房地産不行，如果説城鎮化轉型，那麼傳統籌集資金還款機制就受到阻隔，問題會更加突出，所以，我們必須解決好企業債務率過高和地方政府負債率過高的問題。

第四，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開放型經濟體的目標。

三個阻礙：第一，資本賬戶沒有完全開放；第二，人民幣沒有完全兌換；第三，人民幣沒有國際化。現在主要的資本項目開放，就是兩個向內，三個向外：兩個向內，非居民用外幣投資於人民幣定值的債券，投資於人民幣定值的股票是受到限制的，下一步應該放開。人民幣投資于外幣定值的股票和資産。人民幣可兌換的問題，人民幣兌換其實是一個水到渠成的事情，需要制度清算，而且設施也需要進一步建設。最後，國際化的問題。我的主張是這個問題不要漲落得太厲害。我們可以避免貨幣種類的籌備，債務、債權，因為定值種類不同，可能有錯配的問題，有利於中國企業走出去，但是本身也有弊端，因為它會使得發生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的事情都會影響貨幣政策——“人在家中坐，貨幣從天上來”。我們必須承擔中國的國際義務，提供國際公共産品的義務。所以美國從來沒有説過國際化，所以我們也要穩步推進，靜觀其變是應有的態度。

第五，大力發展普惠金融。中國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很多的機構、個人，已經獲得了過分的金融服務，但是廣大的普羅大眾並沒有獲得金融服務。這麼多年來我們剝奪了很多企業和個人，乃至很多的機構享受天賦人權的機會，因此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有六個字一個句號——發展普惠金融。

什麼叫普惠金融？金融是服務社會的行業，現在它要能夠為大眾服務。我們要創新理念，創新體制、機構、市場工具，創新服務。網際網路金融的大發展為普惠金融的大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加上放開國家對信用的統治，讓非金融機構之間，讓居民和非金融機構之間不需要通過金融機構來實現信用的相互提供，他們的活動可以用一般的工商法規範，不必要用金融法規範。

最後，我們的監管體系已經有了模型，但是有兩個問題：第一，機構監管還是很原始的監管狀態，需要發展為公共監管。什麼事歸什麼機構監管，銀行機構做證券業務就管證券業務。銀監保的規則不一樣，於是就導致不同的監管套利。研究顯示，正是由於監管之間的互相補充協調，以至於機構套利，正常的金融交易都需要經過很多次交易，這個問題是非常突出的。

第二，監管協調問題。如果不協調，會出現有的事情根本沒人管，有的事情是多頭管，重復管，讓它失去了生命力，因此監管還需要進一步完善。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2014年會上的現場演講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