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新立：新常態不是一個筐

當前，理論界出現研究經濟新常態的熱潮，這是好事。同時，也有泛化傾向，有的研究者把經濟運作中出現的問題全都歸結為新常態，有的甚至把經濟的短期波動也歸結為新常態。這值得商榷。

經濟新常態並不是一個隨意提出的概念，而是有著深刻的戰略內涵。它所提出的時代背景是，我國經濟總量已經上升到世界第二位，處於工業化後期階段，每人平均收入跨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我國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發生了改變。我國經濟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進程中，呈現一系列趨勢性變化。這些趨勢性變化，就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經濟新常態是對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的高度概括，是對經濟轉型升級的規律性認識，是制定發展戰略和政策的重要依據。

對經濟新常態的判斷和理解，直接影響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和基調，關係我國經濟當前發展和未來走勢。因此，形成對新常態的正確理解和科學認識十分必要。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從消費、投資、出口和國際收支、産能和産業組織方式等9個方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作出全面深刻分析，對於我們正確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具有重要指導意義。這九大特徵的精神實質，就是集中體現了增速適度、結構優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客觀要求。增速適度，即經濟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這一增速乃至增量，在全球依然名列前茅。結構優化，即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繼續提高，第三産業發展明顯滯後的狀況得到改變，第一産業過低的勞動生産率得到提高，第二産業的産品結構由以勞動密集型、資源密集型為主向以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為主升級。效益提高，即企業利潤和財政收入持續穩步增長。民生改善，即城鄉居民收入特別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公共服務水準迅速提高。提出新常態的概念，決不是要安於現狀，而是要通過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我國經濟在新的起點上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如期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所以，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

新常態當然也會伴隨新矛盾新問題，但新常態的內容不宜泛化，不宜把發展中需要解決的矛盾和問題都納入新常態，那樣會失去解決矛盾、問題的時機和動力；也不宜把一些短期現象納入新常態，那樣會導致長期經濟政策發生偏離；更不能把新常態當成一個筐，什麼都往裏裝。

不能把經濟下行視為新常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是當前我國經濟運作面臨的重大困難和嚴峻挑戰，也是我們應當下大力氣解決的問題。經濟下行壓力既來自外部，也來自內部，並非無藥可解。從內部看，它源於我國正處於由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前進的艱難爬坡階段。綜觀世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都在經濟結構特別是城鄉結構上實現了根本轉變，完成了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的歷史任務，使農業勞動生産率趕上社會平均勞動生産率，城鄉居民每人平均收入水準大體接近。在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我們應把經濟下行壓力轉變為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如果出現增長乏力，就應當從體制和政策上找原因，向改革和創新要動力。

不能把需求不足視為新常態。需求不足是當前經濟運作中的主要矛盾，它不是經濟發展的新常態，而是長期以來投資與消費比例嚴重失衡的結果。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投資率不斷攀升，消費率不斷下降，生産能力快速擴張而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下降。産能過剩是需求不足這一矛盾的另一面。問題是，我們對計劃經濟下的“短缺”有著深切認識，並通過發展市場經濟，有效解決了這個問題；但對市場經濟下的“過剩”關注不夠、理解不深，缺乏有效對策和經驗。發達國家通過加強經濟預測和宏觀調控、發展福利社會，使生産過剩的危機得到一定緩解。我們應借鑒國際經驗，從我國實際出發，通過擴大內需、淘汰落後，解決當前産能嚴重過剩問題。這樣，既可為經濟增長注入強大動力，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又能使廣大居民更多分享發展成果。

不能把通貨緊縮視為新常態。通貨緊縮是當前我國經濟運作的主要風險，但一來我們並沒有陷入通貨緊縮；二來通貨緊縮屬於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我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有很大運作空間，如果措施得當，完全可以避免出現通貨緊縮的局面。我國政府債務率在世界上處於較低水準。發行長期建設債券以引導社會資金投向，擴大投資需求，還有很大空間。我國經濟的貨幣化率偏高一些，但證券化率遠遠低於發達國家，這是由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所決定的。廣義貨幣（M2）相對於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高一些，這是正常的、必要的。當前適當增加一些基礎貨幣投放，鬆動一下銀根，不僅不會引發通貨膨脹，而且對擴大內需、克服經濟下行壓力將起到重要作用。

我們所説的經濟新常態，與國際社會針對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低迷狀態所説的新常態，以及不久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概括的新平庸，顯然有著不同含義。正確認識我國基本國情和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徵，從實際出發推進改革、謀劃發展，這是我們過去的成功經驗，也是今後發展的重要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