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以寧：我國過去超高速經濟增長違背了發展規律

12月10日，第十四屆中國經濟論壇在北京人民日報社盛大開幕。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論壇學術委員會主席厲以寧在發表主旨演講時表示，我們經濟增長在過去是超高速增長，而超高速增長實際上就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

以下為厲以寧先生主旨演講實錄：

我要講的問題就是怎樣理解新常態，新常態就是常態，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就是常態。相對我們來説，比如説我們經濟增長在過去的時間是怎樣的，過去增長是超高速增長，超高速增長實際上就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違背了經濟發展規律，弊大於利。舉例來説，資源加快消耗，生態環境造成破壞，低效，某些部門嚴重産能過剩。這四個大家都能看到，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錯過了結構調整的機會，錯過了自主創新的機會。因為都忙於在超常規、超高速增長方面，這樣就産生了它的問題。

我們今後想超高速增長也不可能，因為要素成本上升，這就表明瞭你要想維持超高速發展可能是虧本的。我們馬上就要制訂“十三五”規劃，大家怎麼考慮呢？我參加了討論。兩個認識是共同的，第一既然要定“十三五”規劃，增長率不要太高，超高速是不可能的，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應該是中高速增長，究竟中高速增長多高呢？7%左右，有的提出6%到7%，6.5%到7%，反正5年是可以的，以後有可能還要低，即使6，全世界能夠連續保持6%的增長率，同樣是中高速增長。第二，觀念在改變，我們過去的觀點好象經濟增長率一定是硬性的指標，因為這樣才有威信，實際上不應該這麼看問題。應該説目標增長率不應該是剛性的，中央、全國人大一通過，地方人大一通過，就成為鐵板釘釘了，為制訂的這個剛性指標而努力，這就形成地方政府的壓力。大家覺得既然全國人大通過了，就非完成不可，而不顧形勢的變化。這樣結果就造成了要完成這個目標，出現各種産能過剩現象，信貸超標現象出現了，全世界主要國家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定硬性的增長指標，都是改為預測值、彈性值、軟值。每個季度要調整，年初估計今年增長是4.5，過了幾個月沒有到，第二季度改回4.2，或者4，可以調，這種調指標實際上是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硬性指標就會造成壓力，這樣的觀點要改變。

你要完成中高速增長率的常態，除了要改進彈性指標，用預測值代替目標值，還要改革配套。因為新常態是配套改革的綜合成果。當前這麼多的改革當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哪幾個改革呢？大概是以下幾個改革。

第一，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結構的市場主體，就是秘書長所講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有兩個層次的改革，一是高層次的改革是資本資産機制的改革，資本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國家應該管資本，把資本用活，二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分門類、分行業，有些行業公益性的，有些行業是國家特別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還有一些競爭性的行業，所有行業共同的目的就是把企業搞活。緩和經濟所有制不同行業的比例是不一樣的，競爭性的行業要看行業具體情況而定，國家不一定控制，但是某些特殊的行業，國家還是需要控制的，也可能是相對控制，也可能是絕對控制。我們要記住，即使幾個國有企業都投資建立了新的國有企業，也比單一的投資主體建立的國有企業好，因為董事會不是代表一方的，而是代表各方的。雖然國有資産是國有的，但是董事會有各方的代表，爭論的不是一種聲音，這也是有利的。

混合經濟所有制在競爭性行業中，遲早中國要走到職業經理人制度。因為職業經理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産權激勵機制，沒有職業經理人制度搞不起來。如果全是官員調動職務來當總經理，就不是職業經理人，要學做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有供方、有求方。需求方就是國有企業改制，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這就需要職業經理人，有需求，有供給。在西方發達經濟國家經常是這樣一種情況，有企業諮詢公司，有獵頭公司，有企業家協會，經理人協會等等，他們把這些人的資訊會聚在一起，推薦經理人。沒有仲介機構，職業經理人制度形成不了，因為他跟一般的勞動者不，不會自我標賣，因為他的面子在那，不會那樣做，主要是通過仲介組織推薦進入。

德國有一家很有名的企業，他們企業需要經理人，前提是連續幾年虧本，董事會不滿意，找到企業諮詢公司，不是給你派經理人，我先跟你定承包合同。我去了第一年扭虧多少，第二年扭虧多少，承包三年才扭虧為盈，如果完成這個目標，你給盈利比例多少，然後再推薦經理人。很多地方這樣做就成功了。企業是帶著一個團隊去的，而不是一個人在那裏。帶著團隊去了以後，滿意了，扭虧為盈了，指出你的毛病在哪，然後再派經理人。他們都是帶隊承包的職業經理人。他們有市場，中國遲早要有的，特別是競爭行業，還包括民營企業，要搞現代法人治理結構也一定這樣做。它有一個過程。公務員如果退休以後能夠成為職業經理人是很好的事情。這就是我們需要的第一個改革，獨立市場主體的改革。

第二，收入分配的協調，這個主要在初次分配，初次分配最大的問題就是農民沒有産權，農民在土地上確權，原來我們去浙江那邊，杭州、嘉興進村的路都進不去，農民土地有權證了，宅基地有産權了，房子有産權了，你不能隨便圈地了，要不然用法律權利告你，産權改革深入到農村了，這個作用將來很大。而且我們在那裏考察的結果，土地流轉加快了，家庭農場制起來了，這都是新的變化。收入分配的協調必須讓勞工市場有完善的議價機制，工資水準怎麼定，得有一個合理的議價機制。勞工市場是不對等的，農民工是一個村子裏面抱團出來的幾個人，這個力量太差了。應該按照國外的經驗，工會參與，工會參與到議價當中，這樣初次分配就可以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

第三，農牧民農産品出售和收購方議價不均等，或者一些買主和採購方説了算，只要你有問題就不要，説不要就不要，沒辦法。國外怎麼辦呢？國外有合作社，有合作社、聯社。我在丹麥、荷蘭、紐西蘭考察過，他們合作社都有聯社，聯社力量大，有自己的車隊、輪船和碼頭，這樣議價能力就很大，對農牧民是有利的。中國聯社剛建立，這是需要中國加強的地方。

第四，改革教育體制，教育資源的分配應該是均衡的，教師現在城鄉不均衡，同是義務教育，城裏的學校好，師資足，學生積極性高，學生品質高，而農村就差，這樣下去中國垂直流動的渠道越來越窄，農民工的兒子還是農民工，教育體制也需要改革。

我們要改革這四個方面，新常態穩定下一定要改革，不利的市場主體一定要改革，工人和僱主之間應該有合理的議價機制，工會應該參與。農産品的採購商和農牧民之間要有合理的議價機制，聯社將來越來越好。還有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

中國要在新常態保持還要注意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抓兩個問題，一是根據國家情況，失業率將來在4%到5%之間，不會出大問題，根據5%才採取重要措施，失業率3%、4%沒有問題，如果超過4%，就重在微調，宏觀調控切忌大起大落，大起大降，大搖大擺。二是增長率指標改為軟指標、彈性指標，我相信進入新常態的改革一定可以成功。

以上是我的演講，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