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與中高端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以“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與中高端發展”為主題的雙月座談會于日前在京召開，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王一鳴、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劉樹成、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就中國經濟如何保持中高速平穩增長、如何實現轉型升級發表了自己的觀點。

王一鳴：以創新推動産業向中高端水準發展

王一鳴指出，從過去幾年經濟運作的情況看，中國經濟增長正在發生階段性變化。

2007年以來，無論是季度還是年度增速都出現大幅回落，季度同比增速從2007年2季度14 .8%回落到今年1季度的7.4%，增速下降一半，年度增速從2007年14.2%回落到去年的7.7%，下降6.5個百分點。經濟增速由過去兩位數高速增長轉向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長表明，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換擋期，不僅經濟增速大幅回落，更重要的則是經濟增長動力的轉換。

從國際經驗看，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經濟增速都會有一個拐點性變化。日本大致出現在1969年，1973年第三次石油危機後高速增長就終結了。南韓大致出現在1988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高速增長基本也結束了。更重要的是，拐點出現以後，鋼鐵、電力和汽車等製造業部門産能逐漸接近極限規模。“同樣，我國在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後，製造業部門生産能力也將逐步接近極限規模，再靠規模擴張已經走不下去了，這就要求大幅提升創新能力，以創新推動産業向中高端水準發展，重塑經濟增長新動力。”王一鳴強調。

在王一鳴看來，從今後一個時期看，我國製造業大規模擴張的空間逐步縮小。過去一個時期，製造業産能迅猛擴張，在國內外市場需求變化的情況下，製造業部門面臨較為嚴重的産能過剩，一些行業産能規模接近極限。

2013年，我國鋼材産能達到10.6億噸，發電裝機容量達到12.4億千瓦，汽車産量達到2211萬輛。總體上看，製造業發展“鋪攤子”階段基本結束。與此同時，支撐産業發展的要素條件深刻變化。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已經開始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逐步形成，生産要素低成本優勢趨於減弱。産業升級和創新正在成為産業發展面臨的主要任務，這要看能否形成一批具有持續創新能力的企業，特別是在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形成一批處在創新前沿的龍頭企業。

王一鳴進一步指出，重塑經濟增長新動力的核心是提高生産效率。“如果説，過去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生産能力的規模擴張，也就是‘鋪攤子’，那麼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於産業升級，提升産業價值鏈和産品附加值，推動經濟向中高端水準發展，也就是要‘上臺階’。過去産業升級可以依託技術引進或技術外溢效應來實現，現階段産業升級與技術創新越來越融合為一體，因為大規模引進技術的外部條件已經發生變化。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動技術創新的體制機制，通過為市場所需要、有利於提高市場競爭力的不同層次的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推進經濟向中高端水準發展。”

推動經濟向中高端水準發展，就要推動産業升級上臺階。産業升級不是調整産業間比例關係，而是提升産業價值鏈，調整不同價值鏈區段的比例關係，要從價值鏈低端轉向價值鏈中高端，從成本競爭轉向品質技術品牌服務競爭，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這就要求加快發展研發、設計、標準、物流、行銷、品牌、供應鏈管理等生産性服務，提高製造業知識、技術、人力資本含量；著力培育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節能環保、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産業，構建“核心技術-戰略産品-工程與規模應用-龍頭企業和配套體系”的産業鏈；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化工業，提高重化工業的現代化水準平；推動勞動密集型産業轉型升級，向勞動、知識、技能相結合方向發展；強化研發設計能力，促進高新技術産業向自主研發製造為主轉變。

推動經濟向中高端水準發展，就要推動創新上臺階。我國總體上已進入由工業化中期向中後期、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經濟體邁進的階段。從國際經驗看，這一時期已經具備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客觀條件和可能性。

王一鳴認為，今後一個時期，要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以創新推動産業向中高端水準發展。

第一，推進企業主導市場導向的科技創新。鼓勵科技要素向企業流動，引導資金、人才、技術等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支援有條件的企業加強研發平臺建設，加大對中小企業、微型企業技術創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術成果向企業轉移機制，推進傳統製造向以研發為基礎的製造轉型。

第二，把科技創新與發展現代産業體系結合起來。我國正在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特別是新一代資訊技術、生物技術和新能源，市場潛力非常大。要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與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結合起來，力求掌握核心技術。加快新技術新産品新工藝研發應用，加強技術整合和商業模式創新。

第三，構建科技創新的動力機制。加快生産要素和資源性産品的市場化改革，深化壟斷性行業和國有企業改革，增強企業創新發展的動力。實施智慧財産權戰略，加強智慧財産權保護和執行力度。

第四，強化科技創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礎。推動經濟增長向創新驅動轉變，對深化我國教育和人才培養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緊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積極探索創新人才的培養和激勵機制，造就高素質人才隊伍。

第五，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推動科技和經濟緊密結合，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産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立有利於創新潛能充分發揮的體制環境，促進創新資源高效配置和綜合整合，使全社會創新潛能充分迸發出來。

劉樹成：把握宏觀調控的中線

劉樹成表示，從2010年起，我國經濟發展由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長期”，進入一個“增長速度換擋期”。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來，即2012年至今年第一季度，受國內外多種因素影響，我國經濟增長下行壓力較大，對經濟運作合理區間的下限先後形成了三個衝擊波，相應地，進行了三次“下限保衛戰”。每年形成了一個“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迴圈圈。大體上説，每年上半年經濟增速下滑，年中採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經濟增速小幅反彈，下一年的上半年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

為擺脫“經濟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彈-再下滑”的迴圈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衛戰”，需要改革宏觀調控方式。

劉樹成認為，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線。宏觀調控要搞“區間論”，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點論”。所謂“區間”，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線。只守住下限是被動的，原因有四個：

其一，年年要打“下限保衛戰”，使經濟工作顯得很被動。

按照上述迴圈圈的運作軌跡，今年4月之後陸續出臺的微刺激措施，預計可使下半年的G D P增速有小幅反彈，但隨著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經濟增速又會繼續下滑，又得打“下限保衛戰”。如果這種迴圈圈年年繼續下去，宏觀調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這樣，每年3月“兩會”過後，大體上從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經濟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與此同時，國內外經濟界也都聚焦于中國經濟能否抵禦住下行壓力，是否會“硬著陸”。這使我們的經濟工作顯得很被動。

其二，經濟下滑具有慣性，隨時可能滑出下限。

當前，在我國經濟增長面臨下滑慣性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抵擋下滑的足夠力量，或者一旦國內外經濟環境有個“風吹草動”，即出現某些不確定性因素的衝擊之後，經濟運作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區間的下限。

其三，不利於穩定市場預期，不利於提振市場信心。

在上述迴圈圈的作用下，市場預期很不穩定。每年年初，經濟增速下滑，市場預期低迷。隨後，在微刺激下，市場預期有所恢復。接著，當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而經濟增速又繼續下滑時，市場預期又陷入迷茫。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預期作為一種心理因素，對實際經濟行為和實際經濟變數，諸如投資、産出、信貸、營利、收入、消費等，都具有一定的導向作用。人們在從事經濟活動、做出經濟決策時，不僅要從眼前的現實環境出發，而且更重要的是考慮未來可預期的變化。如果預期不穩定，市場前景迷茫，企業就沒有信心去投資和擴大生産，銀行就沒有信心去放貸，居民就沒有信心去消費。這將會進一步加大經濟運作的下行壓力。

其四，不利於轉方式和調結構，不利於深化改革。

過去，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問題是經常衝出上限。那時，對經濟運作合理區間上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現在，在國內外新的經濟背景下，我國經濟正處於增長速度下降的換擋期。這樣，經濟增長由過去經常衝出上限，轉變為要守住下限的情況。對經濟運作合理區間下限的把握成為宏觀調控中的突出問題。過去，經濟增長經常衝出上限，不利於轉方式和調結構，不利於深化改革，這已形成人們的共識。但經濟增長滑出下限，或連續在下限邊緣低位運作，也同樣不利於轉方式和調結構，不利於深化改革。這主要是因為，經濟增長滑出下限，或連續在下限邊緣低位運作，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國家財政收入、企業利潤收入)的增長均受到影響。

因此，宏觀調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動的。與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線。把握經濟運作合理區間的中線，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迴旋餘地。從下方的迴旋餘地來説，把握中線就可以扭轉只守住下限的被動局面，不致于總擔心經濟運作會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衛戰”。　從上方的迴旋餘地來説，把握中線可使經濟增長不突破兩位數，使經濟運作與上限保持一定距離，不致于造成通貨膨脹。把握中線，不僅可使宏觀調控上下都有迴旋餘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與下限之間的經濟增長空間，不致于浪費寶貴的合理區間，避免造成宏觀效率損失。

劉樹成強調，要擺脫年年打“下限保衛戰”的被動局面，把握合理區間中線，這已經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臨時的反週期對策、不是靠簡單的放鬆政策、不是靠一個個零碎地推出一些項目就能解決問題的，而需要宏觀調控“大手筆”。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應急式的項目應對辦法，改革為構建中長期發展的新棋局，採用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總體應對辦法。

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當前經濟形勢和經濟工作時提出：“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抓緊落實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這些就是構建我國中長期經濟發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對經濟增長具有中長期持久推動力量的戰略支撐。

劉迎秋：以中高速增長保證中高端發展

劉迎秋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一個選擇、一個判斷和一個調控。我們既要重視和保證長遠和中高端發展，也要關注中短期中高速增長。長期可以給出發展的趨勢和方向，中短期又是中長遠發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礎，必須同樣給予關注。因為，如果中短期增長出現嚴重衰退或其他問題，長期發展也不能實現。

目前，學術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對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所處階段有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期，中國經濟將進入中低增長階段。另一種觀點則認為，當前我國經濟雖然遇到了“三期疊加”的挑戰，但仍然處於中高增長階段。劉迎秋指出，需要從兼顧經濟增長和國民福祉改善角度看待發展。在經濟發展水準達到一定水準之前，必須尋求二者間的平衡。既要藍天白雲、青山綠水和盡可能少的霧霾，又要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較快增長。

要注意區分和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增長的核心是量的變化，發展的核心是結構調整，過去，我們講得較多的是增長，黨的十七大後開展注重發展問題。因為，沒有發展的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但是，沒有增長的發展，發展也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就需要調産業結構，轉變發展方式。但是，要達到這一目標，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必要經濟增長以及與之同步的國民收入的增長、個人工資的增長，企業利潤的增長、國家財政和社會投資的增長。只有這些方面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長，才可能保證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隨著國際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和國內資源供給的約束以及年度國民經濟活動總量基數的增大，我國繼續保持和實現高達兩位數的經濟增長已不大可能。在這種情況下，採取有效措施，努力實現比曾經的兩位數增長低1 .0至1 .5個百分點的中高速增長，特別是在當前階段盡可能避免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下滑至7.5%以下，既是我國經濟潛在增長的客觀要求，也是當前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個必須選擇。因為，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實踐經驗反覆表明，凡是消費物價(C P I)低於3%、貨幣供給增長率不足經濟增長率1.83倍的年份，都是經濟增長處於衰退的年份。而衰退年份又常常表現為M 2的增長率高於M 1。對此，我們要給予重視。

劉迎秋認為，支撐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客觀條件至少有五個方面：我國制度和體制改革紅利大量存在並有待進一步釋放；我國傳統人口紅利大幅度下降和接近消失，但新人口紅利已經且正在繼續大量形成；我國個人、城鄉以及地區間收入差距的存在形成的經濟增長的內生推力；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率的迅速提升；國際經濟發展環境對我國中長期發展的戰略機遇及其挑戰等。這五個方面客觀地支撐著我國現階段8%左右的潛在經濟增長率。

當然，我國發展也面臨眾多壓力，包括外需面臨的較大需求不足壓力，但壓力主要來自內部。因此，搞不好實際經濟增長率就有可能落到7.5%以下，結果會帶來失業率上升等一系列矛盾和問題。

劉迎秋建議，面對眾多壓力，為實現近期中高速增長、長期中高端發展，可做如下兩個方面的選擇：

一方面，近短期選擇。可從需求管理的角度，著手考慮實施“六個進一步”：在定向降準基礎上進一步大力度降低準備金率；進一步鼓勵外向型企業持有更多外匯和進口先進科學技術與裝備；進一步強化鼓勵向中小微企業傾斜的銀行信貸政策；進一步扼制被異化了的金融創新和金融機構表外融資行為；進一步支援和擴大前瞻高效的基礎設施類、技術裝備類和高科技高附加價值類投資；進一步實施有助於鼓勵和引導城鄉居民健康消費等宏觀調控政策與措施。

另一方面，中長期選擇。可以從啟用和實施供給管理的角度，著手考慮進一步清費減稅、鼓勵産業轉型升級，支援包括技術、企業組織、市場行銷和有助於增加企業發展後勁的種類投資、促進新興産業發展等項政策，核心是著力於推動我國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和實現中高端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