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政策思路有效地將當前經濟增長率與潛在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公之於眾。而澳大利亞人對增長差距的聚焦,正是本次布裏斯班峰會的主要成就。峰會對刺激全球經濟、促成全球經濟更大、更好地增長做出了貢獻。但問題是,它能否奏效?
潛在的經濟增長與實際增長間的差距更多地與增長模式和增長來源(而非增長率)有關。繼續採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刺激總量和需求來驅動經濟增長當然是必要的。
全球經濟增長的核心是人的問題,這一問題與結構性障礙有關。首先,全球化的市場動態傾向於加大收入不平等;其次,科技能夠取代勞動力,而不是吸收勞動力;再次,與投資驅動的工業化相比,知識經濟需要更複雜的技能。
討論結構性改革往往很快會涉及到具體的東西,因為每個國家的具體情況不同,這一點《布裏斯班行動計劃》已明確指出。從布裏斯班G20峰會到區域性的、部長級的乃至國家的議程和行動,成為通過轉變增長模式和增長來源促進全球增長的新階段。
彌合增長差距的關鍵將是上面提到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G20、世界銀行、區域發展銀行、私營部門及其他組織機構長期以來一直在討論如何促進急需的基礎設施投資——在全球範圍內達到足以産生改變的規模,尤其是在財政政策受約束的時期。全球基礎設施倡議正是這些討論的成果。
就全球基礎設施和其他全球增長項目而言,私人投資和公共投資之間的關係很微妙。許多政府目前面臨財政政策靈活性下降的問題,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基礎設施投資的責任就能夠或應該由私人投資擔負。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各自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二者缺一不可。
當然,還須制定規範和標準來刺激私人投資基礎設施。這項工作正在穩步進行,並且體現在布裏斯班的全球基礎設施倡議中。全球基礎設施的增量投資隨時間推移而增加,對於最有效的項目,謹慎的融資方向能極大促進全球經濟增長,並直接改善人們的生活。這正是G20領導人在布裏斯班尋求的以人為本的行動。
設定增量目標不只是一場文字遊戲或者宣傳把戲。它已經被證明是一種調動資源、政策和多個不同部門努力以刺激更高階段結果的手段。事實上,所有全球目標的設定,都意味著激勵、動員各方面的力量,只為嘗試達成這樣的增量目標。
總的來説,結構性改革、基礎設施投資以及以持續增長為導向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的組合,能夠對全球經濟增長真正發揮促進作用,也讓峰會提出的增長目標切實可行。
除此之外,布裏斯班峰會的一個最大消息,便是首次在其官方公報中確認2016年G20峰會在中國舉行。這使中國得以在未來兩年的地緣政治事務以及若干全球議程中扮演全球領袖的角色。同時,也在美中兩國在近期達成協定的基礎上,為更為廣泛、影響全世界每個人的議題開展合作提供了契機。
三大全球議題將於2015年完結:打造可持續發展的2015後議程,包括繼千年發展目標(MDGs)之後的一系列新的全球目標;達成發展籌資(FFD)協議及設立機構,支援2030年實現2015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在2015年之前制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新協議。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的一員,中國在實現G20和聯合國的互補上將處於關鍵位置。G20是主要經濟體的論壇,聯合國則是世界各國在這一關鍵時期設定未來十五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國際論壇。
美國對社會、經濟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2015年後議程很感興趣,在北京達成的美中氣候變化協議充分預示了兩國將在更廣泛的議程上開展合作。白宮辦公廳主任約翰·波德斯塔是去年2015後發展議程高層委員會的一員,這標誌著美國高層的政策參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近期在一篇文章中稱,“G20和聯合國能夠起到一定的互補作用。發展議題可以成為二者主要工作的結合點”。
將國際社會和全球國際機構體系聯繫在一起,並在各峰會成果的基礎上描繪共同前進的道路,中國在此過程中扮演著獨一無二的角色。全世界應當對中國的這一角色表示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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