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向來有借古喻今的習慣。近代以來，又增加了借西方説事兒的偏好。在中國話語體系中，西方是一種想像共同體，有時候是意識形態的概念，有時候是文化概念，有時候是地緣概念，有時候是發達經濟體的代名詞，總之是跟中國不一樣的。我們的宣傳中，也反覆強調不走西方道路，不搞西方那套。通過拿西方來説事兒，是為了證實自己。
其實，“三個自信”的中國，大可不必如此。告別西方，始終是未完成時；再別西方，成為中國社會之痛。強調中國特色，仍然是未走出西方，原因是對西方的種種誤讀：
首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張維為等學者指出西方民主的陰暗面，惹惱不少視西方為神話的人，形成所謂左右之爭，其實是兩個西方之爭。中國人的西方觀，乃中國觀的折射：凡是對中國抱怨多多的，多半迷信西方；凡是對中國信心十足的，多半不尿西方。
日前在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組織的演講會中，筆者回答中國缺乏政治自由的提問時説：“在華盛頓，所有建築不能高於華盛頓紀念碑；在北京，我們有規定所有建築不能高於毛主席紀念堂嗎？在中國，罵毛主席的言論比比皆是，在美國能想像罵華盛頓的言論嗎？”對方無語。
其次，只知其果，不知其因。
四中全會本應將憲政之爭畫上句號，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一些人還在糾纏黨大還是憲法大的問題。其實，依法治國的目的究竟是什麼？當然是把國家治理得更好。
西方的憲政也好、依法治國也罷，有個前提就是政教分離——“把凱撒的給凱撒，把上帝的給上帝。”人本主義、法律至上的思想是其結果。但在中國，既不存在西方的因——黑暗的中世紀，也不存在單一宗教主導社會的情形，何來西方的果——政教分離、啟蒙運動？！
美國火爆電視劇《紙牌屋》將陰謀的核心直指白宮，一些人問，這在中國行嗎？當然不行，因為中南海所代表的黨的領導是世俗權力和意識形態的結合，某種程度上承擔上帝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將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對立起來，甚至問“誰來監督共産黨”，正如問“誰來監督上帝”一樣荒謬。美元上印著In God We Trust，人民幣上未印“In CPC We Trust”。
時下，又在探討共産黨員信不信教的問題。其實，共産主義之所以在中國能生根發芽，關鍵是與傳統中國“天下大同”等思想契合。正如佛教內化為佛學、禪宗一樣，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中國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發展道路的因。
再次，過於學其反，不及其正。
湯一介先生曾感慨，中國人學多了西方的反，而不及其正。漫步在巴黎的拉雪茲公墓，才真正體會到湯老的意思：巴爾扎克公墓在拉雪茲公墓旁鮮有問津，而雨果卻安息于先賢祠。當時對我觸動頗大，因為傳統印象，他們是齊名的法國文學大師。現在看來是由於革命需要，抬舉了巴爾扎克。這就提醒我們，也許我們認識、學習的西方，並非西方的精髓，而是選擇性記憶？！
總之，中國的問題，西方的答案，這種思維方式仍然束縛我們不少人。過去，西方的答案是建立在西方成功基礎上的，而且確保除了西方之外沒有其他成功例子，好比沒有看到黑天鵝，就認為白天鵝大概是普世的。
西方的生産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儘管仍然有其生命力，但日顯其落後性一面。就拿生活方式説，《自然》雜誌刊發的最新研究表明，西方飲食模式威脅健康和環境。越來越多的人向西方飲食模式靠攏，將導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患者人數上升。同時牛肉及魚類製品的生産導致碳排放量上升對環境影響也不容小視。這就提醒我們，要把西方當做問題來對待，而不是希望。走出西方，才能成為自己。
再別西方，一個沉重的話題。只有再別西方，才能走出近代。▲（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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