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舉辦的“國家治理理論與問題”研討會上,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復旦大學、中央黨校、華東政法大學等多所國內知名院校和科研機構的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圍繞“國家治理理論及其問題”展開探討,其中涉及國家治理現代化、國庫制度的權力制衡問題、反腐策略、法治中國等諸多具有現實意義的議題,這不僅體現了學者們的研究旨趣,更凸顯了社會科學工作者的責任和社會關懷。
楊雪冬:如何理解國家治理現代化
“十八屆三中全會使‘國家治理’從一個理論命題變成實踐課題,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與中國制度改革實踐的同步。”
何謂國家治理現代化?中央編譯局世界發展戰略研究部副主任、“全球治理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楊雪冬在發言中指出,從一般意義上説,國家治理現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內容之一,也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依託,以及衡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完善水準的尺度之一。因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就是制度現代化與人的現代化。因此有人亦稱之“第五個現代化”。
楊雪冬認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提出,基於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生的深刻變化的充分認識,以及對於中國近代以來國家建設的基本任務的總體把握。因此,現代化的主體不僅有黨和政府,還包括社會各方。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説,“儘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來,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
楊雪冬強調,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是一個長期的系統工程,也需要確定階段性任務,明確工作重點。他表示,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應該加快推進執政黨以及政府治理的現代化,選擇社會治理領域作為突破口。這種選擇既取決於執政黨以及政府在中國制度體系中的核心地位,也遵循了中國改革回歸到社會主導正常的邏輯。要推進執政黨以及政府治理的現代化,就要將民主法治精神切實地貫徹到執政黨和政府的思維和行動中。而推動社會治理的現代化,則要將充滿活力的社會力量有機地整合到國家治理體系之中,通過社會自治能力的提高,為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朱景文:執政黨要帶頭守法
“兩個全會是姐妹篇”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朱景文教授在題為《依法治國關係國家治理的全局——從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的發言中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了深化改革的總體目標,法治建設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十八屆四中全會,確定了法治建設的總目標。
為什麼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不單獨提“法律制度”?因為法律制度是滲透到所有其他制度之中,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制度的法律化。一項重要的制度如果不上升為法律,説明它還不成熟,得不到法律保證。朱教授説,有些制度不需要法律化。比如黨章、民主黨派章程、村民自治條例等。有些領域不是法律調整的範圍。比如思想文化領域,法律可以提倡,但不能規定人們想什麼。“思想的問題還是要用思想的方法,批評教育的方法,不能用行政方法解決”。
“也有人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章和法律是什麼關係?”朱教授表示,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執政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黨也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活動。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執政黨要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保證法律的實施,否則憲法和法律就不可能在全社會獲得真正的權威。
法律制度和執政黨的制度,兩者要聯繫在一起考慮,這也是四中全會提出的一個亮點。朱教授強調,我們不學西方多黨制。 黨領導立法,黨的一切政策,都圍繞依法治國這個中心。把黨的大政方針上升為法律,保證執法,帶頭執法。在中國,黨的紀律檢查和監督系統是不可缺少的。
賈康:以財力規範政府該做什麼
“‘現代國家治理’這個核心理念,是中國人在過去所有的追求和逐步形成的現代化認識基礎之上,承前啟後、聚焦到全面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追求上提出來的。”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系”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結合在一起,引出了作為基礎支撐的“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決定》中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在如此高規格的文件中是第一次,但完全符合學理,是嚴謹的表述。
賈康認為,財政可稱為政權體系“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處理的是公共資源配置問題,而公共資源配置的優化一定會拉動和影響整體資源配置的優化。財政預算體現國家政權活動的範圍、方向、重點和政策要領,以財力安排規範政府該做什麼、不做什麼,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使政府能“更好地發揮作用”——這種所謂從公共資源配置中規範政府職能的合理化,當然要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基礎,這完全符合經濟學知識和邏輯演繹分析,沒有任何誇大。
因此,推進現代財政制度的構建,也是要對應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為全面改革作支撐。這是對財政服務全局的重大考驗,也是對整個中國完成現代化轉軌的歷史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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