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湄談十年磨一劍之新作《天外》

我祖籍福建福清市，出生在絲綢之路的泉州，華僑世家，70年代移居香港，90年代移居歐洲，現在是荷蘭籍，一生經歷了社會主義、殖民地香港及資本主義社會，雖仕途坎坷，命運多舛，但植于我靈魂深處的根本東西還是中國文化。

我從小就喜歡文學，頗有文學天賦，但今天看來不算什麼，主要還是靠勤奮和契而不捨的毅力。在香港中國新聞社工作的時候，除了工作外業餘時間寫散文、短篇小説、長篇小説等，題材大部分跟我個人的經歷與週遭人的命運有關係。

我是到歐洲後才對“文學即人學”的感悟，確信了無論歐洲人還是東方每人平均離不開人的共性和個性，隨著生存環境的變化、歐洲深厚的人文主義思想以及21世紀資訊科技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促使我想起歌德1827年1月對愛克曼論及的“總體文學”，即對“世界文學”的再思。

“世界文學”不分民族、身份和國界，觸及的題材也是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即人的徬徨，迷茫，生存處境以及對財色生死問題的探索，居住地球村裏的人，任何榮辱福禍均能牽一髮而動全身，何況還有諸多形而上的問題困擾著人類——人活在世上到底是為了什麼？每天忙忙碌碌又為了什麼，精神和物質、靈與體、有限與無限等等問題引發我思考的興趣。

1995年6月，在荷蘭召開了我個人的作品研討會，有50多位學者專家參會，80多歲的《紅樓夢》法語翻譯家李治華説“林湄的小説題材多是關注社會的重要問題”，比利時漢學家魏查理院士表示“林湄的小説兩種文化背景的每人平均能接受”，上海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當代文學教授戴翊上交萬多字評論“女性的命運與輝煌”，等等論文，以及會後有20多家的傳媒報道，但我覺得文學藝術是無窮無盡的，與世界經典文學作品還差得遠，決意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此後，我拒絕一切誘惑，甘於清寂、淡泊名利，沒有辦法去改變社會現實，只好將思考融入我愛好的文學創作裏，用十年時間完成50萬字的長篇小説《天望》，男主角是有救贖思想的人，他以簡單對付世界的複雜，世人覺得他傻，他卻覺得世人傻，認為眾人活得又累又愚昧，個個均在追求財色和物質東西-------

《天望》寫完了，出版後獲中外專家好評，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生活在繼續，社會在改變，科技在發展，生命短暫，文學卻沒有完結------更重要的是，其間中國發生的巨大變化也影響了海外華人。華人帶著完美主義的理想，從東方到西方，不料西方漸漸沒落，東方卻在崛起，漂泊者自然對離散、移居、身份等詞語有著更多的解讀和理解，我不由想起《聖經》裏的一句話意，一生勞苦愁煩卻只得一口飯吃。

可見，現代高科技與經濟發展並沒有帶給人類真正的快樂和幸福，相反，其帶來的付作用卻隱約地影響了人類的精神生活與靈魂力度，使其潛移默化的異化，或怪誕、或萎縮、或不知所措-----

藉著對社會人生的憂患和擁有的創作激情，我再次用十年時間完成了《天望》的姐妹篇《天外》。

在整個創作過程中，思想相當複雜，思考多於書寫，每一章，每一個人物均寄託了對社會、人性、生存、高科技發展的沉思，於是，以第三空間的視角敘寫眾生相，集平凡人的生活、際遇和命運表達人生的勞苦與愁煩及無奈焦慮的存在。書裏的人物均是現實生活中群體的代表，如一個慾望的結束就是世人另一慾望的開始，永遠不會滿足，中國人如是，西方人也是如是。

物欲的充塞，使人的靈魂都丟失了，作為作家就有了負擔，只是無法改變現實，幸好依然熱愛文學，加之在日常生活中為人處世天真無知，常常做蠢事，因而，寫作是我承受命運的最佳狀況，也是我祈禱似的生存方式。

有人説，你的小説不入流，難讀，難懂，與中國傳統小説藝術形式和表達方式有距離，給閱讀和審美習慣帶來難度與費解。確實，近20多年來，我的創作理念和藝術追求不盡與傳統文學觀不同，也與自己1995年之前的創作不一樣了。這也沒有什麼奇怪，我離開祖國已41年，“根”既移植，吸收的養份就有所變化，結出的果子自然也會不同。為什麼要一樣呢？事實證明，即使在同一社會環境下成長、同校同係的畢業生，也會出現不同的求索精神與出路。何況，古今中外，沒有一成不變的藝術觀，也無永遠絕對的“正確”，或出於我智、識的求索，或與我生存環境有關，或因我較具前緣性意識，所以，行走在文學藝術的求知路上，喜歡獨立特行，希望在探索中創作獨具一格的作品，將傳統小説強調故事、 情節、重懸念、衝突、高潮等創作法與西方的慢節奏、細觀察、重視人內在意識和心理變化的特徵相融或摻合，在敘述命運和各人性格裏反映社會人生，讓藝術結構和形式更好地表達人類生命底本質，當然，更希望作品對讀者有所思，有所啟迪，不是看完就完事的感覺。

總之，我做了自己喜歡的事情，並從中享受快樂和滿足，至於後果如何，那不是作家的事了。現在的年輕人比起我們時代同齡人聰明得多，要相信和尊重他們的才智和選擇，因而，無論當下純文學是如何地舉步艱辛，我依然會癡癡地擁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