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特約評論員 姚澤宇
4月12日，日本首相兼自民黨總裁高市早苗在第93屆自民黨大會上宣稱日本修憲“時機已到”，提出“力爭2027年春季前在修憲動議方面取得一定進展”。大會發佈的自民黨建黨70週年“新願景”亦刻意凸顯修憲的優先地位和緊迫性。
上述動向表明，以高市早苗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勢力正加速推進“實質性修憲”，妄圖突破戰後和平體制約束，推動日本向“能戰國家”轉型。在此背景下，日本軍國主義回潮風險不斷積聚。
修憲是日本右翼核心政治訴求
二戰後初期，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主導下，《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確立了日本放棄戰爭權、不保有軍隊的和平主義原則，故該憲法也被稱為“和平憲法”。
然而，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勢力處心積慮謀求修憲。
1955年自民黨成立時，即以現行憲法“削弱日本國力”“壓制國家認同”為由，將“自主修憲”寫入黨綱，但在戰後經濟優先背景下未能推進。
20世紀8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圍繞“國家正常化”的討論升溫。中曾根康弘內閣提出“戰後政治總決算”，視修憲為擺脫戰後體制、邁向“政治大國”的關鍵一環。
海灣戰爭期間，日本受制于憲法束縛未能出兵，轉而以資金支援美軍行動，被諷為“支票外交”，進一步刺激日本右翼修憲野心。
進入21世紀後，自民黨多次提出修憲草案，妄圖為自衛隊“正名”，但始終未能跨越制度門檻，遂將策略轉向“修改憲法解釋”，以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並依託“安保三文件”強推進攻性軍力建設。同時，日本持續增加防衛預算，放寬武器出口限制，不斷突破“專守防衛”原則，逐步架空“和平憲法”。
在上述漸進式安保路線調整的基礎上，高市政府正推動修憲進程由政策宣示轉入條文討論階段，謀求“實質性修憲”，為軍事擴張掃清法理障礙。
2026年以來，高市多次主張將自衛隊寫入憲法。4月9日，自維執政聯盟提出在國會憲法審查會內設立“條文起草委員會”，意在加速推進修憲討論。從具體修憲內容看，圍繞第九條的修改與自衛隊“入憲”仍居核心，其要義在於消除自衛隊違憲爭議，使其具備“國防軍”屬性。
尤需警惕的是，此次自民黨大會竟出現了現役自衛官出席並演唱國歌的情況，依據《自衛隊法》第61條，自衛隊成員除行使選舉權外不得參與政治活動。該現象折射出戰後日本“文官統制”和“軍政邊界”正悄然鬆動的跡象，易使人聯想到戰前日本軍方勢力不斷膨脹、最終釀成戰爭悲劇的歷史軌跡。
高市為何急於修憲？
高市宣稱“修憲時機已然成熟”，實質上是將當下視為日本擺脫憲法約束的“歷史窗口期”。日本政治右傾化加劇、民族主義情緒升溫、周邊安全風險感知強化，以及美國在全球戰略調整中對日本“再武裝”的默許，共同構成高市急欲修憲的現實背景。
首先，制度阻力有所下降。根據日本修憲程式，發起修憲動議需在國會眾參兩院分別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議員支援，並舉行國民公投。在2026年2月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單獨獲得三分之二以上議席，達到在眾議院發起修憲動議的門檻。這一議席結構變化，成為高市認定“時機成熟”的直接依據。
其次，執政黨內約束減弱。過去，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在自衛隊“入憲”問題上相對謹慎，對修憲形成掣肘；如今進入執政框架的日本維新會則在修憲議題上態度積極。2025年10月達成的自維聯合執政協議已將修憲列為共識事項；維新會代表吉村洋文在自民黨大會上響應自民黨修憲主張，為高市提供背書。
再次，修憲被用於轉移國內治理壓力。在自民黨遭受“黑金醜聞”衝擊、民眾信任度下滑、通脹高企與日元貶值並行、財政失衡與民生困境加劇的背景下，高市將修憲與安全議題前置，圖謀以“安全焦慮”掩蓋民生問題，並借此穩固其保守派選民基本盤。
最後，從權力運作角度看，高市試圖通過修憲積累政治資本，鞏固黨內地位。高市上臺後通過放大安全威脅敘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並憑藉“安倍路線”繼承者形象，贏得了較高民意支援。若能在“人氣紅利期”推動修憲取得實質性突破，完成自民黨的“歷史使命”，其長期執政的空間也將隨之拓展。
修憲仍面臨多重掣肘
儘管日本右翼勢力修憲動作頻頻，但在國內外多重因素制約下，其“修憲”進程並非坦途。
制度約束依舊嚴苛。自維執政聯盟雖在眾議院已達修憲門檻，但在參議院議席尚未過半，與發起動議要求仍有差距。同時，支援修憲的各政黨在具體修改事項、優先順序及推進路徑等關鍵問題上仍存分歧，且短期內難以形成統一方案。再者，修憲程式週期較長，變數較多。即使憲法修正案在兩院審議通過，仍需由國民投票最終裁決，一旦受挫，可能觸發內閣集體辭職或解散眾議院等後果，成為高市執政的巨大潛在政治風險。
國內民意反彈明顯。日本最新民調顯示，圍繞“日本是否應通過修憲推動自衛隊海外派遣”問題，多數受訪者持反對意見。隨著高市政府持續推動修憲議程，日本各界質疑聲日益增多。近日，日本多地出現“反對戰爭”“守護憲法九條”的集會和示威活動。總體來看，日本社會對修憲及安全政策轉型的警惕並未減弱，反對聲浪呈現擴大態勢。
國際社會高度警惕。高市政府強推修憲，意在擺脫“戰敗國”身份、重塑國家定位，對戰後國際秩序構成嚴重挑戰。若修憲取得進展，日本軍事政策空間將空前擴大，勢必衝擊地區安全格局，推升軍備競賽風險。日本“新型軍國主義”動向已引發周邊國家廣泛疑慮和高度警惕。美國國內亦有觀點擔憂修憲或加劇日本民意分裂，削弱其內外政策穩定性，並對日美同盟産生外溢影響。在多重外部壓力疊加下，日本修憲的國際政治成本上升，相關進程面臨現實制約。
日本軍國主義曾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沉重災難，造成數千萬無辜生命逝去和難以估量的財産損失。如今，日本右翼勢力加速推進修憲，推動“新型軍國主義”成勢，這不得不讓曾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國家保持高度警惕：任何形式的軍國主義復辟都是對歷史正義的褻瀆，對人類和平的挑戰。國際社會應共同行動起來，堅決反對日本的修憲圖謀，遏制“新型軍國主義”的發展勢頭，維護來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作者係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姚澤宇）
編審：高霈寧 張曉雯 張艷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