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屆全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舉行

2018年10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廣西師範大學聯合主辦，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廣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承辦的第五屆全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論壇（2018）在廣西桂林舉辦。論壇主題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與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廣西師範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南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西南大學、四川大學、西安交通大學、福建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等國內五十多家高校、科研單位的近百名專家學者與會。

在論壇開幕式上，廣西師範大學校黨委常委、副校長林春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書記、院長鄧純東研究員先後致辭。廣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湯志華教授主持開幕式。

林春逸代表廣西師範大學對各位領導、專家學者和朋友們的到來表示熱烈的歡迎。他指出，廣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入選廣西一流學科，擁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博士授權點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博士後科研流動站，綜合實力位居中國高校前列。本屆論壇將從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國外共産黨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研究和國家治理等方面進行一系列的學術探討，將進一步促進我們學習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加強我們對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新發展和社會主義實踐動態的了解，對推進馬克思主義學科建設和理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為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將進一步推動廣西師大馬克思主義相關學科的建設和發展。

鄧純東指出，國外馬克思主義要加強三個方面的要求：第一方面，要加強對當代歐美各國包括亞洲各國的共産黨、社會主義政黨的研究，研究他們的主義、理論、綱領、路線。蘇東劇變之後，整個世界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受到極大的挫折，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在歐洲國家，比如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包括東歐一些國家的共産黨、社會主義政黨，他們紛紛又重建自己的組織，開展在歐洲大陸的、為爭取社會主義前途而鬥爭的運動，並提出自己的政治綱領，應該成為我們今天中國的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一個重點任務。第二方面，要特別關注歐美各國共産黨人對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研究，要就歐洲的一些共産黨人以及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作者對中國道路的研究進行研究。國外一些研究內容對我們了解的不準確、有誤解，我們必須對他們的研究進行研究、進行回應、進行澄清。第三方面，要加強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主要發達國家出現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狀況的説明。現在歐美各主要國家陷入深度的社會危機，出現包括貧富差距擴大、政黨惡鬥、族群分裂、難民問題、恐怖主義等等問題，馬克思主義如何認識這些現象，如何科學地説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危機、社會深度危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對於增強中國道路自信非常必要。

在上午的主題報告環節，鄧純東研究員、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王雨辰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部主任劉志明研究員，圍繞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與實踐、中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史、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議題作精彩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菱研究員介紹了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以及《世界社會主義研究》雜誌相關情況。主題報告環節由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副主任李瑞琴研究員主持。

鄧純東強調，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理論與實踐上表現出以下特點：一是當代世界很多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信仰、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闡述科學規律的信仰非常堅定，並不因為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遭到極大的挫折、處於明顯的劣勢而放棄，他們為信仰奮鬥的精神值得敬佩。二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所理解、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我們所理解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有相當大的差別。他們不講無産階級革命、無産階級專政，認可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現行框架內通過競選成功執掌政權來實行社會主義。通過他們放棄或不承認無産階級革命和專政理論以至導致長期看不到前途和命運，我們可以反證中國共産黨人一直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科學原理的真理性。三是當代世界這些共産黨人、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對社會主義本質、內容、目標的理解有很大分歧，力量分散。四是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聯繫實際，分析當代世界、本國情況，得出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認識，從而提出正確的路線方針綱領政策、及時回應本國人民的要求，這種創造能力比起中國共産黨差距很大。五是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一定要堅信民主集中製作為共産黨的根本組織原則。不認可、不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是歐洲社會主義、國外馬克思主義政黨在組織上的特點。鄧純東認為，第一，基於以上特點表明，社會主義運動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仍然在這些國家和這些共産黨人中具有極大的吸引力感召力。第二，由於以上特點，他們的社會主義運動雖然紛紛復蘇，但是在短時間內難以迅速壯大、根本改變他們國家的政治格局。第三，今後的世界對社會主義一些重要原則，對社會主義本質含義內容的多樣理解，是必然的現象。但是從他們的實踐和命運來看，社會主義的價值、前途、社會的本質特徵，一定有最基本的共同的東西。離開這些，不能稱為社會主義者，不能稱為國外馬克思主義。

王雨辰以“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歷史和邏輯”為題作大會報告，圍繞“研究範式、研究主體的轉換、價值立場轉化、理論效應”四個問題展開論述。他認為，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判斷問題上，學界從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等不同的理論範式出發有不同的解讀。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不能從近代的理性主義哲學角度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解為一種知識論，而應該從現代實踐論的角度，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關於如何實現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學説。二戰以後，西方社會的控制越來越以文化意識形態代替政治暴力，當代資本主義不僅沒有改變工人受剝削和受壓迫的狀態，而且把這種統治從馬克思所處時代的政治統治、經濟剝削變成包括外在的政治統治和內在的心理控制的總體性統治，社會總體化、一體化發展趨勢與個人的個性化、自由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西方馬克思主義提出文化意識理論、異化理論、科學技術理論、生態理論、消費主義理論等，我們不能採取非此即彼的、抽象的評價方法，簡單加以肯定或者否定，應該是結合西方社會條件和文化傳統來看待其理論探索。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和研究拓展了中國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域的理解，學界開始從人、從主體性、從人的實踐角度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這是積極方面。但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重視哲學價值性的同時淡化了科學性維度，在強調主觀因素的同時脫離了客觀因素的制約，沒有把握好科學性和價值性的辯證關係，這是其消極方面。

劉志明圍繞“改革開放的成功經驗和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作主題報告。他提出：第一個是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方向。改革開放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即堅持社會主義經濟、政治、社會、生態文明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優勢是黨的領導，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和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第二個問題就是世界怎麼了，我們怎麼辦？十九大報告中“八個明確”就是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我們要開闢21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要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必須做到以下幾點：一是要以更加寬闊的眼界，審視馬克思主義在當代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際需要，堅定對共産主義的信仰。二是要堅持問題導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化，我們的思想要統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來，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聆聽時代聲音，堅持以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三是堅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斷超越自己，在開放中博採眾長，不斷完善自己，深化對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熟和完善。四是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揮好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堅持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者是辯證統一的關係。五是要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和黨的領導的統一，要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

李菱介紹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的基本情況和近期工作的內容。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成立於1994年，蘇東解體以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為做好對世界社會主義的跟蹤研究，1994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牽頭，中聯部、中央編譯局、新華社、中央黨校共同組成國外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協調組，這個協調組後來發展成為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目前，中心擁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內部資料》三個刊物，讀者覆蓋黨政系統、科研單位以及基層群眾。中心的四項工作包括發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年度《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題目為“世界社會主義研究跟蹤報告：且聽低谷新潮聲”。每年10月份召開世界社會主義論壇。還製作了《居安思危系列》黨內教育參考篇，製作關於“顏色革命”的教育片、《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歷史虛無主義與蘇聯解體》等，策劃出版《世界社會主義研究系列資料系列圖書》《居安思危世界社會主義小叢書》，從事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普及工作。李菱還介紹了近期中心的主要選題內容。

下午的分組討論主題分別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國外左翼爭取和平與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研究”、“國外共産黨理論與實踐的新發展研究和國家治理”。河海大學吳靜教授與福建師範大學黃正華教授、遼寧大學張素雲教授與三峽大學陳金明教授、上海師範大學賈淑品教授與天津財經大學張寶貴教授，分別擔任了三個小組的召集人。在下午的主題發言環節，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李瑞琴研究員、廣西師範大學李恩來教授、遼寧大學王喜滿教授、廣西師範大學李長成教授、揚州大學姚永明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鄧超副研究員、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唐芳芳助理研究員，分別圍繞“多黨制下的俄羅斯左翼政黨：困境與出路”“生産與消費的顛倒——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的批判邏輯”“芬蘭共産黨重建後的資本主義觀”“論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與當代中國”“關於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一對‘姊妹’熱點問題的再思考”“加拿大左翼政黨的歷史與現狀”“黑格爾與馬克思：國外辯證法研究的新視角”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湯志華主持了論壇主題發言環節。

李瑞琴以“多黨制下的俄羅斯左翼政黨：困境與出路”為主題發言。她首先介紹了俄羅斯共産黨的基本情況：俄羅斯共産黨自蘇聯劇變以來，是蘇聯共産黨遺産的繼承者，以俄羅斯聯邦共産黨為首的左翼政黨在俄羅斯政壇上曾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前幾屆的杜馬選舉當中是第一大黨，地位重要，但是進入到21世紀以後，俄羅斯左翼政黨出現了衰退的趨勢，在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以及2014年克裏米亞危機以後，它都沒有發展起來。問題在於以下幾個方面的局限性和癥結：一是統一俄羅斯黨獨享執政資源嚴重擠壓了俄羅斯左翼政黨的發展空間。二是左翼政黨內部組織上思想上的團結統一不夠，分散分化分歧甚至是分裂，嚴重削弱了影響力。俄羅斯聯邦共産黨是最大的左翼政黨，它是議會第二大黨，在議會中佔據42席，俄羅斯聯邦共産黨黨內有幾次嚴重的分裂導致選票被分流，影響到現在為止還沒有消失。此外，十多個左翼政黨沒有建立統一戰線，也沒有形成基本的聯盟。三是在俄羅斯左翼政黨的遠大目標和思想理論的實踐方面，這些黨派對實踐的要求離民眾要求比較遠。四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影響彰顯制約著左翼政黨發揮作用。五是議會道路使左翼政黨的政權資源有限無法發揮重要作用。李瑞琴認為，俄羅斯左翼政黨要走出困境，需要處理好議會道路和群眾路線的關係；要加強黨的思想理論建設，提出符合時代要求的創新型理論；要以列寧建黨理論為指導，聯合、團結最廣泛的左翼陣線和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圖存圖強。

李恩來以“生産與消費的顛倒——鮑德里亞消費社會的批判邏輯”為題發言。他介紹了鮑德里亞消費理論，認為鮑德里亞以“消費社會”的概念來指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在消費社會，生産和消費具有同一性，當一個社會發展到鮑德里亞所指認的那個消費社會的狀態的時候，他所強調的生産不是一種物質性的商品，而且在消費社會生産任何一種商品的同時，也在生産具有更大價值的一種價值，即符號的生産。消費社會更多的是消費商品的符號價值。社會越發達，人們的消費體驗往往越是導向商品的符號價值。消費社會形成一套稱為符號編碼的操控機制。李恩來表示，不能贊成鮑德里亞對馬克思生産理論的批判，但鮑德里亞消費理論的價值在於體現出了時代的前瞻性，把握到消費社會來臨以後出現的新特徵，需要我們提出相應的對策來解決消費社會的現實問題。

王喜滿以“芬蘭共産黨重建後的資本主義觀”為題，從全球化、經濟危機、福利社會角度，介紹了芬蘭共産黨對資本主義問題的認識。在全球化問題上，芬蘭共産黨認為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進程，積極的方面是有利於國際分工、生産分工，提高生産力，促進國際貿易，有利於技術創新和普及。消極的影響是貧富差距擴大、勞動者權利喪失、帝國主義侵略加劇、生態環境惡化。全球化過程中實際獲利的是資本主義壟斷集團，因此反對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化，支援社會主義主導的全球化。芬共對經濟危機的認識，主要是闡述它的週期性、全面性、結構性，對新自由主義和虛擬經濟以及對資本主義政府挽救經濟危機的緊縮政策進行批判。芬共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對歐盟和北約持批判的立場。芬蘭共産黨從工人階級、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支援福利社會的構建。王喜滿提出，從整體情況來看，芬共只有1%的選票，是一個小黨，應該關注它為什麼成了一個邊緣性政黨，關注其分裂的原因，為什麼合不到一起去？此外還要研究芬共在環境問題，特別是在北極問題上的立場、認識。

李長成以“論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性批判理論與當代中國”為題發言。他認為，第一個問題是怎樣理解現代性，他贊同復旦大學吳曉明教授的界定，即現代性意味著在某種立場和某種程度上，對現代世界的本質根據有所言説。現代性的本質根據涉及到主體性的形而上學及其規定的知識形態，主要是知性科學。現代性批判是對現代世界背後的本質根據展開批判性把握，區別於非批判的實證主義。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包括對現代形而上學和資本的雙重批判，二者合為一體，其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資本論》既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又蘊含著哲學批判。第二個問題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現代性批判，其總體思路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現代形而上學及其同一性思維展開了持續的批判，主要體現在啟蒙辯證法、否定性辯證法。該批判之後産生了哲學何為的問題，進而涉及到怎樣處理“一與多”的核心問題。二是批判社會文化的合理化進程。其主要的局限是在哲學上出現“是”與“應該”的分離，這種分離有可能導致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裏提到的走向倫理的社會主義或空想社會主義、浪漫主義的問題。此外，由於偏向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批判相對地弱化。李長成教授還從黑格爾哲學角度對“社會現實”這一概念進行了闡述。

姚友明以“關於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一對‘姊妹’熱點問題的再思考”為題，闡述了對“歷史終結論”和“蘇聯解體”問題的看法。首先，他分析了福山寫《歷史終結論》的三個動機：第一個動機，是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精心表達，在這裡所謂的歷史，應該是馬克思主義史，所謂終結，就是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或者説馬克思主義是錯的；第二個動機，是霸權主義思想在壓抑近半個世紀後的死灰複燃，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主義思想一直根深蒂固，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獨佔一霸的地位，持續了較長的時間。如今不願看到中國崛起，特別是最近中美貿易摩擦加劇，可以把它理解為是霸權主義的一個必然結果。第三個動機，是對中國沒有能夠步蘇聯後塵的不甘心，採取一種戰略性的輿論圍攻。姚友明認為，錯誤的歷史觀是導致蘇聯解體的最根本原因。蘇聯解體始於全面否定史達林，蘇聯的黨政精英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在列寧史達林時代成長起來的一批幹部，蘇共是如何選拔他們，如何讓他們走上最高的領導崗位的？這些表面的現象背後的本質是什麼？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鄧超以《加拿大左翼政黨的歷史與現狀》為題發言。他認為，根據政治綱領，目前加拿大的主要左翼政黨可以分為三類，激進左翼、中左翼和新左翼。他首先介紹了加拿大共産黨的坎坷經歷：從建立之初就遭到非法取締、到受“美國例外論”影響産生黨內的意識形態鬥爭，從二戰期間合法地位的取得以及支援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産生世界影響到二戰後走下坡路，從蘇聯解體後經歷的二次分裂，到目前黨內鬥爭的持續。加拿大共産黨在歷次大選中所獲選票基本沒有超過總票數的0.1%，所以很難在內政外交方面施加影響。然後介紹了中左翼政黨，講述了從平民合作聯盟到新民主黨的演變歷程。新民主黨作為長期的第三大黨，充分發揮了權力平衡者的作用，在加拿大政治生活中頗有建樹，只要應對挑戰得當，可望維持上升態勢。新左翼政黨是以生態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和平運動、民權運動等運動為社會基礎的運動型政黨，主要包括綠黨和魁北克集團。新左翼政黨成立時間不長，相對缺乏政治活動經驗，支援者基本上屬於少數群體，增長動力不足，且極易流失，要想問鼎政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總體而言，加拿大國內左翼政黨林立，力量過於分散，如果左翼力量能在某種程度上聯合起來，或可改變既有政治格局。

唐芳芳以“黑格爾與馬克思國外辯證法研究的新視角”為題發言。她介紹説，國外馬克思主義的一些主要人物從盧卡奇、布洛赫到齊澤克，都是非常關注重大現實問題的，他們通過探究黑格爾哲學來追溯馬克思思想的根源，在此基礎上對重大的現實問題和社會思潮進行回應。國外的研究把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從早期關注的黑格爾思想對馬克思早期手稿的影響，轉向了論述黑格爾的邏輯學是如何影響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注重解讀黑格爾哲學中理解世界的方式。新辯證法學派認為，辯證法是一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強調一種歷史的、動態的視角。該學派關注到黑格爾辯證法“主體與實體”的劃分，涉及了意識的兩個方面：對對象的意識和對它自身的意識，即邏輯學對應的客觀和主觀邏輯。客觀邏輯論述的是我們理解事物的方式，主觀邏輯論述的是我們如何理解自身。雖然辯證法跟邏輯是相統一的，但是它跟形式邏輯又有不同，因為辯證法的不相容跟邏輯的否定不是同類問題。黑格爾辯證法不單從語言層面上討論，還討論到語言所表達思想實質的不相容性，這種不相容性在現實中有時不能立即顯示出來，往往需要通過歷史的展開加以審視。因此辯證法可以提供一個動態的、歷史的視角，我們的判斷其實是在歷史的不斷變化中發展的，並不是僵化的。

李瑞琴作了大會總結。她表示，會議辦得非常成功，雖然時間短但收穫滿滿，遠遠超過預期，給予了我們大家充分的信心。她代表主辦方對廣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的大力支援、對來自全國各地專家學者們的積極參與表示感謝。李瑞琴介紹，會議從來自全國提交的200多篇論文中挑選了七八十篇優秀論文，與往屆相比，論文的品質、數量不斷提高，研究內容從過去僅限于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到現在涵蓋國外共産黨、國外左翼、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等廣泛題材，理論人才隊伍不斷壯大，70後80後學者嶄露頭角，整個學科發展呈現出薪火相傳、厚積薄發的喜人態勢。同時，她也對學科下一步的發展提出了建議和更高期待：由於國外馬克思主義概念比較寬泛，涵蓋對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及其思想、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國外左翼、各國共産黨的研究、還有涉及西方哲學的內容。因此，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要有重點，要有大的方向，要有問題意識，要立足於實踐的要求和目標，要注意不能遠離實踐、遠離生活、遠離社會發展的大潮，要將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服務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充分發揮它的價值和作用，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