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紅旗：中國的女性主義藝術創作思想是如何生成的，得出一個結論首先來源於自己的生活經驗與體驗，或者説生活理想訴求。開始大多都是從女性自我困惑、自我拯救出發的。因此女性主義藝術可以説是多元的，表達形式也是很豐富的。比如李心沫的作品有一個關於水污染問題的作品《一場告別的儀式》，就是生態女性主義的行為藝術。其實在這種全球語境下人類面臨的問題很多，女性主義藝術往往從女性自身問題出發，關注社會現實，關注人類生存。如果説發展趨勢的話，這應該是女性主義藝術的發展趨勢，我們真的有能力的時候，希望社會更美好，生活更美好，也希望人類能夠真正性別平等。這是一種理想，也是一個目標，儘管很遠很遠。

    肖 魯：其實中國平等的概念很差，女性主義最強調的是男女平等，而中國文化中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男男女女。北京現在剩女很多，獨立的女人都找不到對象，中國的女人已經達到了非常獨立的狀態，而男人們還沒有接受這种女人的心理狀態，其實要解放男人的思想。

王紅旗：我曾經説過，男人還沒有準備好，女人已經解放了。

肖 魯：男人還沒有準備好接受這樣的女人，女人現在已經很獨立了，不像農耕時代，是靠體力生存，現在搞智力，女人腦子不比男的差，女人在很多職位上做的不比男人差。

王紅旗：這就談到現代男權主義的問題，以前是男性不要女性的智慧，就是我的性對象，現在看到女人這麼智慧，女人跟他們平起平坐，心裏有恐懼和不安。所以男性要解放，要改變傳統的性別觀念，需要接受女性的再教育。

肖 魯：男性沒有平等的概念，只有一種控制的概念。

王紅旗：如今整個社會還是以男權文化為主導的，有決策權力的人這種意識很可怕。在政策制定、職位設置等方面很警惕女性，家庭也是如此。為什麼那麼多優秀女性，婚姻不幸，或選擇獨身生活，就是因為女性沒有改變對女性的傳統看法。有人提出中國出生性別比失調，“剩男”比“剩女”多，但只“剩女”被提起，而“剩男”沒有被提起。

肖 魯：“剩女”是因為優秀造成的。王紅旗：為對，“剩女”是優秀造成的，“剩男”是性別比造成的。作為一個女權主義學者，應該提醒自己經常會自省。有兩性誰也跳不出統文化的束縛，從擇偶觀念看，女性總是想找比自己高的男性，男性總是找比自己差的女性，這樣形成一個擇偶的落差。但是，現在有一部分女性已經不在乎了，但男性在乎啊！其實，我覺得社會進化到現代，家家庭形式越來越多樣化了，比如單親家庭，三口家庭，女性的獨立家庭，女性完全可以成為一個家庭，她不要孩子可以收養孩子，等等，“剩女”非要找男人嫁出去嗎？成立一個家庭也很好，林白《一個人的戰爭》你們都讀過吧，她用文學闡述“一個女人自己嫁給自己”，而肖魯的作品《婚》用行為藝術闡釋了“一個女人自己嫁給自己”。作品《精子》更是對傳統的男女性關係的解構。實際上反映了當代女性就建立獨立家庭的一種願望。

張笑蕊：我畫了一張畫，名字是《同居生活》，我內心的想法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一定是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或是一個四世同堂，也可以是男性和男性在一起，女性和女性（不一定一定是同性戀），或者是母子、父女在一起生活。只要人們在一起生活很愉快，很舒服，無論父母還是父子還是同學，還是好朋友，同性的異性都可以生活在一個屋子裏，怎麼生活舒服怎麼來，我記得是一個我的同學，搞藝術的兼做拍賣，跟我説你怎麼用這種題目呢，他覺得“同居生活”這個詞非常難聽。我覺得這個事情就像現在很多女孩子的主張一樣，不要給自己一個限定，説我怎麼樣生活才可能幸福，其實幸福不幸福到最後是自己的親身體驗，你才知道什麼樣的生活是幸福的，這需要讓好多女孩子，尤其是有想法的女孩子更應該知道，不要被社會上的很多概念左右，認為我應該這樣幸福，那樣不幸福，其實幸福只有自己體會，不要考慮那麼多，女性應該有內心很強大的一個自我。

王紅旗：但是你是社會中人，你不可能不考慮那麼多，你走出去就面對現實，走出家庭就是社會。能守住自我的精神世界是一種能力，更是一種生活的境界。

張笑蕊：現在的任務是，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想法，通過藝術讓很多無論是男性和女性認同這個想法，這樣逐漸地社會對於女性就會比較寬容。

王紅旗：社會要寬容評價和認知每一個人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在城市還會好一點，但周圍好多同學朋友並不是他自己怎麼著，周圍親戚朋友天天在耳朵邊磨你，有些好心人為你撮合，撮合以後他們覺得這個事情搞得很糟，這就是社會文化傳統。

李心沫：可能男女基本權利的平等做到了，比如受教育權以及工作的權利。但是意識形態裏，眾多封建的觀念一直沒有徹底地改變，這是歷史文化形成的，很難在短時間內改變。

王紅旗：其實男女平等的法規政策現在是比較健全了。法律上好像平等了，事實上的真正平等還差得很遠，多種新媒體對女性新生活方式的選擇，從文化上進行全方位的“圍剿”，“剩女”就是媒體製造出來的。因此，今天解讀三位女藝術家的作品，談談關於中國女性主義藝術的內核和特質，談談你們創作的初衷與經驗是非常必要的。剛才你們講到這些作品的創作都是因為生活的啟示，並沒有更多的女性主義思想影響，下面我們一起來探討。

肖 魯：我創作的經驗是這樣，我們每個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他所生活的環境，他所生活的這個宇宙給他任何一個東西都會對他産生一種影響。我覺得我的藝術創作，早期應該是自我的一種糾結的結果，藝術需要糾結的東西，一個人沒有糾結的話，沒有一種非常跟自己的一種過不去的狀態，這個作品有時候很難出來，從作品的角度不是一個人生活很好了，很幸福了，很美滿了，她的作品就很好的，有時候藝術跟幸福是悖論，我看我以前的作品，有的時候狀態是非常糟糕的，人的一種狀態非常糟糕的時候，是需要自己拯救自己，有的時候叫上帝，上帝不會幫你的，只有靠自己，感謝我學了一點藝術，藝術也許能夠拯救你。我有的時候感覺做作品，是遇到一些非常過不去的檻，然後在這個時候，做作品可能幫助你排解一些。其實我做藝術不太去給自己設定一個什麼，我認為我作品一般是內容決定形式，這個內容肯定是我有一個非常想敘説的一個內容，這時候我去找形式，這個形式是能承載這個內容的東西，我就會去用它，你看我的作品不是固定的形式，這次可能用影像，還有可能去用行為，或者裝置，也有紙上的作品。但是我感覺，行為是一種最強烈的形式，當你有一種情緒非常強烈表達的時候，我感覺行為藝術是最能夠恰如其分表達，因為它非常強烈，直接。所以説我當時做的幾件行為作品，都是一種強烈的情緒支撐我的。1980年代做行為藝術的時候，那時候我還不太清楚行為藝術，我記得我大學二年級上學時，有一個法國教授萬曼，記得有一次我問他什麼是藝術，他説的一句話，藝術就是你用一切手段表達你想説的，當時覺得他回答怎麼就這麼簡單。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這句話到現在都非常受用。比如2003年，我當時有很多話要説的話，所以我就寫了一本小説，因為你要表達的東西，只有文字能夠承載，能夠表達清楚，所以就會去寫作。我做作品是非常真實的一個狀態，我覺得我想説的東西肯定是我真真切切感受到的，所以我也發現，很多女性藝術家有這個特質，很真實，很自我，很自然。女性功利性不強，她跟男性不一樣，功利性不強的話，做作品會純粹一點，女人成不成功，社會上不會去笑話她，男人在社會上不成功，受到的壓力比女人大得多，所以女性做藝術更自然更真實，因為做事情不能有太大功名壓力。王紅旗：我看這個作品，是“禿頭戈女”那次展覽。

肖 魯：一個是《惡之花》，一個是《什麼是女權？》。

王紅旗：這兩個作品在學刊上我為什麼放在一起展示呢？我有一個想法，如果説《惡之花》是男權傳統文化的對女陰命名的話，其中蘊含著多重的文化隱喻，是一個“以毒攻毒”的“傳統”象徵的話，《什麼是女權》顯然是當代意象，而放在一起，兩種力量形成一種藝術張力，更凸顯出當代重提“什麼是女權”的性別政治意義。

肖 魯：其實做《什麼是女權？》的時候，説實在，我可以説接觸“禿頭戈女”這個展覽的時候，我開始思考女性主義，女權主義的問題，我是帶著問題，去認識問題。什麼是女權？這個作品是在問我自己，也是在問觀眾，我在這個作品裏面展示了一個冊頁，觀眾現場留言。這個作品做完的時候，會給我很多啟發。《什麼是愛？》我也以這個形式去做的。“什麼是愛？”這個問題實際上是我個人前半生一直糾結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女權？”是我現在開始糾結的一個問題，我發現做這個作品的過程，跟社會上各種男人和女人的對話，在跟他們的接觸，我的視線打開了，我關心到別人，不像以前，只關心我自己內心的東西，現在通過這個作品，我真的改變了。因為談這個問題不是談你個人的，而是談比個人感情大的問題，所以反饋也是不一樣的。做作品需要一個刺激點，女權問題這個刺激點和個人情感的刺激點不一樣。什麼是女權？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做這個作品，隨著對這個問題越來越深入了解，越來越對女權問題，包括我自身的問題，還有跟社會的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其實最初的一個想法是人字，在形式上，用槽鋼做了一個大寫的人字。我覺得女權是一個人權的問題，應該女權是人權的一部分，所以我當時大概有一個初步的形式上的概念，而且女人的這個人，是一個大寫的人。

王紅旗：從女性問題走向社會問題。肖 魯：從個人的問題，其實我現在覺得個人就是社會的，因為我以前總是把個人跟社會隔離，其實這麼多年過來，包括我寫《對話》小説的時候。我這個人要認識到這一點，就會説這樣的話，沒有認識到，我不會説這樣的話，當時挺有意思的，我當時説《對話》是因為情感做的作品,，遭到很多人的反對，説把一件偉大的作品説小了。女性個人問題與社會的關係，一直是困惑我的。但是我覺的個人在社會上，她不是一個孤立的，這兩者是在轉化的。大與小是相對而言。其實很奇怪的一點，就是包括當你在談女權這個話題的時候，在這個社會上障礙還是很大的，所以説我最近也是遇到很多事情，讓我思考一些問題，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可能像這個作品一樣，讓我去面對一些問題，思考一些問題，然後至於怎麼解決，只要堅持做“禿頭戈女”這個事情。《惡之花》這個作品，我選擇了一個自然天成的東西，可能是想到女人的那種自然天成的特質。有一句話説女人是自然人，我不知道這是諷刺女人還是抬高女人，我有一次在研討會上一個男人説你們女人都是自然人，非理性的，我當時火了，我發言了，自然不好嗎？自然有春夏秋冬，女人的內心就像大自然一樣，隨著季節而變化，男人從來沒有變化的，永遠在一個季節裏，他們大多為自己的生活制定一個偉大的目標，然後就去按照這個既定的目標奮鬥。我的意思自然人我覺得不是一個貶義詞，應該是一種讚美的詞。還有一個想法，《惡之花》有一種對女性審美的反思，所有才引用了波特萊爾的《惡之花》為題。

王紅旗：2009年，您在國外做的女人行為藝術作品《什麼是愛》，一個黑盒子，一張桌子，兩把椅子，一束燈光，一直水筆，一沓皮紙。十八位女人和兩位男人一個一個走進黑盒子，以您一起談論什麼是愛，每一個進來的人都在皮紙上留下對“愛”的箴言。其實愛是當代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我認為，這個形式很美，照片也是很美的，讓每個人闡述自己的愛情觀的時候，你當時有什麼感覺，對你有什麼影響？您特意強調他們“沒有一個在婚姻中”的用意？肖 魯：我做這個作品沒有想到，我做之前才提出這個問題，那些人進去都認為我不相信什麼是愛，我對愛情有一種懷疑態度，所有人進來他們跟我談，讓我相信有愛，他們跟我講他們的愛情故事，談他們的生活狀態，然後談愛情，其實西方生活狀態很多的，他們是很自由的，他們雖然沒有婚姻但是都有愛情，他們都在強調自己的愛情，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西方人，因為都是外國人，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我覺得還是非常開明的，不是以婚姻來證明自己的愛情，而是證明愛情是存在的。

張笑蕊：我覺得中國現在有一個問題，即不是有沒有婚姻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婚姻都沒有愛的問題，充滿了欺騙，不信任，沒有一個特別發自內心的特別真誠的情感，都是算計，不用説連真實的東西都沒有。你看報紙上、網上都在談離婚，其實離婚不是一個什麼了不得的事，但是在網上，一些人在算計離婚的成本，離婚分房子了，這個房子怎麼分就不划算，這個婚不要離了，大不了找一個情人，特別失望中國現在的現實，沒有愛情。

王紅旗：在中國選一種形式，來做“什麼是愛”如何做會更有“喚醒”的效果？我理解你説的被誤解，你是用這種方式尋找真愛，愛在哪？其實愛在每一個人心裏，需要喚醒“愛”的意識與愛的能力。在西方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生活相對比較休閒，財富自由程度比我們高一些，不管有沒有婚姻，倒相信是有愛的。中國傳統愛情追求天長地久，現代愛情接受“一時擁有”，而現實生活中卻既沒有天長地久，也沒有“一時擁有”，成為一種變形的缺失。

張笑蕊：我不是非常清楚為什麼現在很多人都怕感情傷害，現在有些人沒有開始愛就先算計了，怎樣才會不受傷害，怎樣利益最大化。不想付出，只想獲得。非常物質化。而我父母那一代人似乎比我們在情感上勇敢的多，愛的能量大得多。

王紅旗：我們那一代人愛是第一位的，現在不會把愛情放在第一位。但是，在選擇戀愛對象的時候就沒有把愛情放在第一位，在婚姻生活中有想要愛情而不得，生活當然缺失愛。張笑蕊：這不是女性和男性的愛情問題，是經濟不發達造成的。

李心沫：1980年代之前還是有愛情的，1990年代發展起來的商品經濟，使中國人的價值觀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中國從封閉的社會突然轉向開放，原來的觀念搭不上現在的價值判斷。肖 魯：我覺得作品跟觀眾互動有一種讓我和觀眾思考這個問題。

王紅旗：在中國如何思考用怎樣的方式呼喚“愛”，這是以女性自我的心靈訴求，來思考整個社會層面的問題，其實是由女性問題引起的社會問題。談到李心沫的作品《寫在水中的愛情詩》，我也很感動，請問你這件作品是在什麼背景下，用這種方式去做的？李心沫：我覺得關於愛是每個人尤其是女性都非常關注的一個問題，創作這個作品是在2010年，當時我也是在思考關於情感的問題，往往在陣痛之後會想很多事情，那是一次我個人的展覽，是現代書法方面的，我想在現場做一個行為的作品，我看到展覽空間的中間有一個水池，於是我想到這個《寫在水中的愛情詩》。將一條白色的紗鋪在水池上，我坐在水中，用硃砂寫下一首關於愛情的詩。一邊寫字跡就一邊散掉了，最後是模糊的一片紅色，斑斑駁駁的，就像記憶的痕跡，想到的是這些，當時做的也正是想像中的，算是我對愛情的一種詮釋。王紅旗：整個意境是很美的，什麼是愛在那樣的燈光下，那條白紗紗鋪在那兒是很有意思的，這兩個意境非常美，周圍有這麼多觀賞的人，突然散去。李心沫：我身上是有種古典情節的，也許是浪漫主義文學的毒中得太深，對很多事情還是非常理想主義的，包括對愛情的理解。當經過許多事情之後，就會反思這個問題包括自己。其實我自已也是被文化塑造出來的，這種文化將女性塑造成為愛而生的人，（而男性則為事業而生。）其實這並非女性本質，也並不是世界的真相。肖 魯：我當時做黑盒子，人在感情裏面的感覺，就像進了黑盒子裏面出不來。

李心沫：我覺得這個作品多少受到佛學思想的影響，從表達形式和內容，都有一種禪意在裏面。後來我發現女性主義其實與許多哲學思想都是相通的，包括福柯，德里達以及佛學，它們都在闡釋同一個問題：就是人類用知識建構起來的世界是並不存在的，是一種假像。

王紅旗：那用情感構築的世界就更是只能在想像的幻覺裏了。我覺得，經歷喪失、疼痛、孤獨，就是歷練。這種行為藝術的創意，如果用文學語言來説，這種方式必須跟你的思想，你的藝術理念，都非常恰如其分的時候，你覺得它真的很美，這就是藝術。藍靜的那個《一腳踢死你》我認為太直白。行為藝術是直接的，但不是直白的。它的藝術韻味非常重要。

李心沫：只要出自藝術家真實的體驗，，這種藝術應該是獨特的，許多藝術家的藝術是想出來的，腦袋想出來的，你能想到，別人也會想到，而用心體驗出來的，這是別人體驗不到的。以前我總想藝術怎樣才可以獨特，後來知道往內心走得越深，作品也會越特別。

王紅旗：經血畫你是不是在思考性別？

李心沫：當時真的沒有從性別思考。我是很兩面的，一方面我很關注社會，一方面我又很關注自己的內心，您看到我的作品有社會性，關於生態的，社會正義的，其實性別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關心我個人的同時也會跳出來觀看自己，並將自己的問題作為社會問題來分析。關注性別也是從自身體驗開始的，從某種意義上藝術對我就像一個出口，當內心存聚許多東西的時候就會産生表達和發聲的慾望，其實這個試圖表達的力量一直推動著我。當時創作這些畫的時候，正好是人生非常灰暗的時候，有一種無法言説的痛苦一直纏繞於心。正好有一個水墨的邀請展，我當時要畫一組新的作品。開始我想用我自己的血畫我自己，後來改用經血，我第一次畫的時候就被畫面震撼了，這種方式完全是一種新的體驗，和用任何的顏料去畫的的體驗完全不同，我體驗到了一種因繪畫帶來的殘酷的存在，特殊的材料也帶來了特殊的質感，那質感與我所創造的自我形象又形成一種內在的一致性，那些女人好像是沒有皮膚的，血肉模糊的，充滿創痛的。開始畫我自己，我後來畫《女人》，最重要是它表達了內心想要表達的東西，後來發現這個材料到內容還是充滿了性別政治的色彩，成為了女性主義藝術典型作品。

王紅旗：那是另外的意義，這是截然不一樣的。這樣的創作可以説不僅是一種對傳統的反叛，更是一種尋找自我的涅槃吧

李心沫：從藝術的語言上，我想我還是有一種獨特性的，經血作為女性的象徵又延伸出性別問題，它可以檢驗出一個地域對女性的態度，在西方，當然沒有問題，很少有人為這材料大驚小怪，也不會干擾他們對作品本身的欣賞。但在中國，看到這些畫，大家都不太能夠接受。

王紅旗：這是傳統文化觀念造成的，它完全是自然的。

李心沫：當我畫水墨畫或者寫書法的時候，會得到更多的讚賞，但當我去做這些當代的作品時，很多人會接受不了，我發現這些作品具有特殊的意義，它們顛覆了人們對中國女性的期待，我畫了沒有美感可言的女性形象，並且運用了經血這個污穢之物作為材料。我後來發現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女性主義的作品。

王紅旗：這個很有意思。你自己也認為沒有美感？

李心沫：開始沒有説想給自己設定女性主義的身份，是自然産生的那些作品，而它們恰好是女性主義的，也説明我也是一個具有強烈的反叛意識的人。

王紅旗：您躺在那盛滿被污染的水的玻璃缸裏，當時怎麼會去思考這個問題。

李心沫：那個作品《新開河之死》，是關於生態與女性的，一條被污染的河和一個女性的身體，河流與女性的雙重死亡。看上去是典型的生態女性主義的作品，但當時做的時候，我還沒有接觸到生態女性主義的概念，做完之後第二年才發現還有一個生態女性主義，我做了幾件作品都是與生態有關的有《一場告別的儀式》，《畫在水中的山水》。

王紅旗：我很佩服你的勇氣，用這樣的方式來詮釋你的生態藝術思想。李心沫：生態女性主義藝術，我也沒有看到誰在做，對這方面的研究和介紹還不是很多。但這是我作品的一個重要的部分，以後還會繼續做下去。並會做一些文字的工作，有時是沒有辦法，只能自己一邊做作品一邊做評論，因為女性主義評論不太能跟上。王紅旗：當時為什麼要做這個作品？

李心沫：我一直很愛自然，對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原來我是畫山水畫的，看古代的山水非常美，當我有一天出去寫生，我發現找不到一條乾淨的河流，有一次我看見一條黑色的河，河兩邊的樹都是枯死的，這給我相當大的震撼，那時我就開始想我做藝術是否可以回避這些真實的東西。我在天津讀書，我就住在新開河旁邊，那是一條特別大的河，每到春天的時候就散發出難聞的氣味，整條河都是綠色的，佈滿了藍藻，有各種傳説，橋下面經常會有女人的屍體，我把污染的河和女性的死亡聯繫在了一起。在我們的文化中女性跟自然經常一同類比，並且一同被排斥在文化和人類社會之外，成為它者。這也是人類支配和控制自然的理由，同時也是壓制女性的一種方法，就是將女性自然與男性文化對立起來。我當時做了這個行為，還是有一種個人經驗在裏面，就是那時我所感到的是和被污染的水同樣的命運。我走進那條被污染的河裏，拍了這些照片。希望人們能夠看到中國自然環境和女性生存環境的狀況。當時就是那樣一種想法。

王紅旗：美國有生態女性主義學者指出，女性和自然有相似的被壓迫性命運，有一定的道理。我覺得你還是對現實思考更多吧。

李心沫：可能是雙重的，有個人的體驗，也是對社會也有思考，最後變成了這個作品。

王紅旗：笑蕊，請談談你的油畫。

張笑蕊：我是一個比較不大願意面對現實的人。我上高中看了很多書，我比較喜歡另外一種現實，我內心裏的，我挺自我的，我喜歡看很多小説，虛幻世界的小説，或者我看了很多小説的時候，看很多作家在寫他們過去歷史長河當中很多事情的時候，在我來看這個世界是包含很大一個空間，不僅僅是現實生活這樣的空間，在我來看個人內心的精神上的想像，或者超越時空的空間，好像比我面對的那個現實空間要大得多，可以思考，可以去讓我活下去支撐著我的東西要廣泛得多，我不是逃避，我是想在我內心建立起一個我的理想國，一個狀態，我最早喜歡的小説都是那種：《麥田守望者》，我理想的一個狀態，雖然很荒謬。或者卡非卡寫的《變形記》，雖然對現實不滿意，但是會以一種象徵的方式對現實進行批判，具有隱喻是的形式，給自己建立一個用以精神支撐的內在的生活狀態，再比如我會喜歡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他不是用很直接的方式，是用一種很優雅的，很深邃的，但是又非常夢幻的方式來表達那一段殘酷戰爭，殘酷歷史，包括人性之間的好的東西和壞的東西。還有我那時候特喜歡《呼嘯山莊》，也是在談論人性及愛情，它不是對一個具體事件的評判，而是對人性本質一些東西，進行重新一個判定，什麼是真什麼是美，不是簡單的怎麼好怎麼不好，是一種探討，是一種思考，所以我在畫我這些畫的時候，我只是希望怎麼樣一個生活可能是更自然的，更好的，更純粹的。

王紅旗：我看你的畫的時候，把它們成三組是用心思考的，第一組都是反映男人和女人之間的關係，為什麼男人在你畫面中那麼邊緣？

張笑蕊：我試圖讓大家産生聯想。有的時候當女性和男性無法很好地溝通時，男性往往在女性生活中就顯得邊緣化，其實這種關係不僅存在於男女，包括家人、朋友之間都有。但是男性、女性在對方心中的情感深淺並不以它在彼此現實生活中所佔時空的多寡為界定，情感經常是一種自我體驗。當然我認為男人不該要成為女性生活的全部，也不是邊緣。它是一種生活狀態，這也是對人們提供一種啟示。在我看來不能把這個狀態定位成這樣好那樣不好，而是要思考，你願選擇怎樣的情感生活。

王紅旗：你的畫面色彩很暖意，女主人公總是居於畫面的核心部位，生活狀態很自由、很愜意，畫面裏那位邊緣的男性身體或者是面目都是模糊的。這種“模糊”可能就是一種你所説的“無法很好的溝通”的隱喻，因為你不能夠真正認識他的面目。

張笑蕊：我的畫被朋友拿給一個美國人看，那美國人説這個人肯定很孤獨。

王紅旗：在你自己獨處的時候，也不是孤獨，你的思考會多一些。在思考兩性關係的時候，你仍特別自我在那兒什麼，這是一種什麼狀態呢？

張笑蕊：這種獨處是一種常態，是有一種很真實的狀態，女人的熱戀是很短暫的，有點像發燒了，是一種非“常態” ，我覺得人的常態是一個人的，是獨立的，我説這個孤獨並沒有貶義，人生來都會感到一種孤獨，人的本性和社會化的基因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渴望通過群體獲得安全，一方面在人群中仍然感到某種孤獨。事實上在自然界中，人的內心還是一個獨立的人格，是很孤獨的，只有在孤獨的時候，人的思考才變得特別清晰，我覺得才能很自如地思考。有時候人和人在聊天的時候還處於一種什麼狀態呢？可能還要考慮你怎麼説這個話，思考自己怎麼樣跟人家交流，還是兩個人之間的。你只要這麼想著就不是特別自然了，那種意識流的東西，想問題，思考方式很跳躍的內容就被抑制了。當你跟別人交流的時候，你很難用語言跟人家沒有障礙地交流，也許在很多行為上可以更好地彼此交流，但行為上的交流也會導致誤會，你做這個事情你用這個行為，你認為你出發點是這樣的，可是這個行為映射到他身上，在他那兒可能會有另外一種解讀。因此人在獨處的時候是最放鬆的，最自然地。假若人可以以獨處時的放鬆狀態去容納別人，或被別人容納，那該多好！

王紅旗：第二組畫，畫面裏是三兩女性“同居”者，乍一看好像在表現姐妹情誼，仔細品味會感受到各有各的心事。在你看來無論是男女之間，還是女性之間的也好，是不是無法溝通的？我在一首詩裏寫到：“化好粧，聽著緋聞，在一個春天的夜晚，真誠地去趕赴“愛”的約會，心靈的距離，是“零”，還是在兩萬五千里之外，有時連自己也説不明白。”我雖然有時覺得人與人的“隔膜”，但相信化解“隔膜”是人的本心。

張笑蕊：無法輕鬆地無誤地溝通。這是我自己的感受。

王紅旗：第三組畫面裏是一個女人，還有夢境。這個是很自由的。

張笑蕊：我覺得人都在設法讓自己內心平和，內心強大，內心很愉悅，在這

閻 菲：你所説的這種孤獨，是享受生活。

張笑蕊：對。因為在國內很多人認為現在大家是不能適應一個人呆著的，不能一個人安靜思考，需要時時和一夥人呆在一起，否則總是覺得自己被社會拋棄了。而美國人感覺跟我們狀態完全不一樣，很多人能夠去習慣一個人待著，從小就是，中國很多人都缺乏這種生活習慣。王紅旗：這和中國傳統的家族、家庭文化有關。並一直倡導集體主義。張笑蕊：一個人呆著可以呆得很好，我覺得一個人每天都該有時間一個人呆一會兒。我學了很長時間的油畫，有關形式的問題我也考慮過，每個人的想法和成長過程都不太一樣，在選擇的時候也是不一樣的，我當時只是覺得我不是一個在社會問題上特別有主見的人，我對很多現狀有困惑，我自己搞不清楚。我在文藝和哲學方面比較敏感，如果每個人都加強自我完善，把每個人自我都打理很好，社會就會很好。我比較關注個人的東西，我感覺我沒有能力有特別清晰的主張影響別人，而只是説每個人他在自身上有問題的時候都會自己尋找那個藥方，尋找他要解決問題的東西時，我的畫可以對他有所幫助。我要畫的這個東西可能不適合所有的人，可能是非常狹窄的一個內容，如果我畫這個東西能夠引起別人一些同感，在我來説我就很知足了。因為這也畫都是幾年前畫的，它只代表了我在那段時期的認識，而每個人畫畫都面臨自己階段性的問題，近來我經歷了一些與以往不同的事，可能我現在的心態和要關注的角度和想法就會不一樣了，我有新的感受之後我該用一種什麼方式去表現就成為我現在要思考的問題了，我個人覺得藝術的確是應該隨著藝術家的經歷和成長，不斷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