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義對流動人口的調控模式,可以歸結為“以産引人”“以證控人”“以房管人”,旨在運用各項行政手段嚴格控制流動人口。此舉措一度被稱為“有效控制人口規模的可廣泛推廣的措施”。

但此模式近來卻引來社會廣泛質疑,最強勁的質疑聲是“帶有歧視色彩,有違法治和公平”。

身處臧否之間,“順義模式”推行者選擇噤聲。

“順義模式”亮相

“我跟流管辦的領導溝通了,反正現在壓力挺大,他不方便説這事。”雖經反覆溝通,順義區委宣傳部副部長李黎,本月初還是在電話裏拒絕了記者的採訪要求。

李黎口中的“這事”是指順義區實施的流動人口管理的一系列措施,被外界稱為“順義模式”。

今年7月下旬,本市多家媒體報道了有關部門關於合理調控首都人口規模的調研報告。其中,“順義模式”因調控流動人口卓有成效被作為經驗建議推廣。

此時,悄然運作7年之久的“順義模式”才進入公眾視野。

該調研報告稱,順義區自2003年以來就通過採取産業調控和促進本地勞動力就業等措施有效控制流動人口。

可資查詢的資料顯示,2008年11月,順義區正式出臺《關於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意見》,意見中詳細陳列了關於流動人口管理的相關措施。

概括來講,在産業發展上,提高各類市場準入門檻,對吸附大量流動人口的小企業實行清理,獎勵企業吸納本區勞動力;在證件管理上,對農民工按工期辦暫住證,對從事廢品回收等低端人員只辦理3個月短期證件;在房屋銷售上,提高開發檔次標準,對區外人員購房實施調控措施。

同時,意見要求,將流動人口規模調控納入經濟發展考核內容,實行“一票否決”制。

調控手段強硬而奏效。媒體報道稱,截至今年3月底,與其他郊區縣相比,順義區流動人口數僅有其他區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左右。

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陸傑華表示,順義區的人口調控手段,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經濟上來了,人口又不是增長特別快,不像其他一些區縣,經濟沒發展上來,又出現很多問題,光靠賣房子提高GDP。從效果上來説,‘順義模式’有可取之處,比較適合大興、房山等發展剛起步的區域。”

鋻於此,“順義模式”一時間成為首都求解流動人口問題的一劑良方。

近日,據媒體報道,通州區相關負責人表示,在未來發展中,將借鑒順義成功經驗,將房地産作為控制人口規模的重要工具。

“順義模式”不乏追捧者,然而隨著關於它的報道見諸報端,“順義模式”的推行者卻愈來愈感到“壓力”。

外界質疑不斷

“我們並不知道調研報告會公開報道……”在前期採訪溝通中,李黎這樣對記者解釋。

來自於網路的質疑聲最先觸及政策推行者的神經。

一個多月來,任意一條“順義模式”的報道見諸媒體後即引來眾多網友圍觀。經網易轉載的一篇相關報道,點擊量超過20萬,參與人數超過7萬人,評論達到5000條,其中多數是質疑聲。

一名網友的評論別有寓意:決策者希望,自己每天大魚大肉地狂吞,但同時希望自己身材苗條、不得脂肪肝或者其他富貴病。

更多的網友言辭激烈,“地方保護主義,從骨子裏歧視外來人員。北京的公共資源難道只屬於北京土著的嗎?”“聽著那首《北京歡迎你》哥笑而不語,原來北京歡迎的是外國人,我等是不受歡迎的。”

與此同時,專家相左的觀點逐漸被放大。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認為,所謂限制外來人口流入的“順義模式”,本身就有違法治和公平原則。“行政許可法沒有給予順義區政府搞封閉政策的權力,何況順義制定了這麼多歧視性政策。”袁崇法表示。

北京大學政治發展與政府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彭真懷也表示了擔憂:北京集中了全國的優質資源,包括農村地區的水資源、電資源都服務了首都,但卻沒有為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提供相應的承載力。

如此,輿論已然成圍攻之勢。在此情況下,旨在限制外來人口的“順義模式”推行者選擇慎言。

內部爭論不下

實際上,最核心的壓力來自於決策者內部。

知情人士稱,市政府領導對“順義模式”研究討論時褒貶不一,爭論不下。對此,李黎也坦言:“目前市裏領導對這事也有爭議。”

“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了2020年規劃的目標。”陸傑華表示,十二五規劃制定當頭,北京試圖衝出人口重壓重圍,各個區縣都會考慮該怎樣調控流動人口。對於目前僅有的幾種調控模式,大家的爭論肯定會有。

在陸傑華看來,調控手段是爭議的重點。從調控手段上,陸傑華表示,國家現在強調流動人口服務和管理,“服務”在先,而“順義模式”則是“管理”的意味更重,“政府不應用行政手段直接去管人,這與國家大的趨勢不相符。城市應該從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進程中吸納更多的流動人口。”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直截了當地闡釋了另一個構成爭議的原因,即“‘順義模式’反映了決策者在制定流動人口的調控政策之初,就存在思想歧視。”

對此,“順義模式”的推動者雖然回避談及實施流動人口管控的初衷,但早在頒布《關於統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意見》時其實就有所闡釋。

該意見稱,在人口總量中,流動人口數量是影響我區常住人口規模的最大變數。流動人口無序增加加大了順義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增加了政府管理成本。

袁崇法指出,唯一需要反思的恰恰是當地政府。從北京市近些年的發展來看,經濟的發展,居民生活水準的提高,與外來務工人員的貢獻密不可分。與之相左,“地域歧視”極易激發社會矛盾,影響經濟長遠發展。

當然,爭論中不乏“順義模式”的支援者。

贊成者稱,“順義模式”在調控流動人口工作中確實取得成效。例如,順義區投入5000萬元統一設置8個再生資源臨時收購點,不但將廢舊物回收率提高到95%以上,而且使從事回收的流動人口數由原來的3000多人縮減到832人。

以上種種大致拼湊出“順義模式”的版圖。

“我看不到出路”

王忠光(化名)是局中人,但也是“順義模式”版圖上最不起眼的一個角色。

9月1日中午,記者在順義區前進村站前北街遇到他時,他正在自家玻璃店門臉房外趕貨,“城管不讓幹,趁中午抓得松趕緊趕完這點活。”

1986年,14歲的王忠光隨鄉親從湖北到北京闖蕩,第一站就是順義。23歲那年,王忠光跟了一個老鄉學徒做玻璃生意,才慢慢開起了玻璃店。

如今,王忠光的玻璃店開在前進村站前北街。員工有四個人,他,他老婆,他兒子和他侄子。王忠光已滿5歲的女兒還沒有找到幼兒園,活忙時小姑娘已經學會端茶倒水。

“這裡也快拆了,呆不久了。”王忠光感嘆自己“點背”,自2003年以來,他已經舉家搬遷5次。開始時,幾個相熟的老鄉將小門店開在同一條街上,結果幾次拆遷搬遷下來,如今站前北街上已經鮮有故知。

王忠光和妻子都不知道什麼是“順義模式”,可是他的小門店卻是“順義模式”意圖清理的對象。

王忠光説,他的大哥在附近便民街拆遷後,搬到更偏遠的莊頭村,生意無法和以前相比。一些同行已經離開順義去了昌平和大興。

王忠光想不通的是,“拆了的地方至今沒有蓋起來,還是荒地,為什麼不能讓我們多呆一會兒?”王忠光站在站前北街的十字路口,用手在東、南、北方向劃拉了一圈,“房子後面全是空地”。

王忠光尚不知房子拆遷後再搬到哪,“我看不到出路,我在這裡比一些本地的年輕人呆得都久,活計也在這兒。”

“我們都走了,這裡不就是空殼了嗎?”王忠光試圖證明自己的“重要性”,他舉例説,站前北街幾十家門臉房,只有一家超市、一家賣菜的是本地人,其他的都是外來人口。“還有很多條街,賣衣服的、當保姆的、換門窗的,哪些不是外地人?”

人口難題待解

的確,王忠光所屬流動人口的規模漸增不容小覷。

官方數據顯示,四年來北京市流動人口逐年加大,共增加151.8萬人,年均增長37.9萬人。而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流動人口的總量已超過1000萬。人口持續快速增長帶來了諸如資源緊張、基本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壓力加劇等問題。

王忠光看不到出路,需要尋找出路的還有決策者。

如何解決人口規模和經濟發展的問題,多方給予建議。

陸傑華稱,人口規劃或者産業規劃應該有這樣的思路:政府合理制定産業規劃,不干預企業決策而由市場決定崗位,不直接調控人而由個人決定去留。

但並不是每個區縣都能走同一條道路。陸傑華認為,“順義模式”在城區很難推廣,但比較適合大興、房山這些發展剛起步的區縣。

“從長期來看,調整産業結構的確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唯一齣路。”袁崇法表示,確實需要完善低端産業和勞動密集型産業退出機制並實行逐批淘汰,但這並不等於關停小企業,更不等同於驅逐低端勞動力。袁崇法著意強調:“‘順義模式’非但不宜全市推廣,反而應儘早收場。”

一位網友留言稱,佔用較多資源又不許別人分享,那麼能把資源分配得相對公平些嗎?

一位順義區居民稱:錢都讓外地人賺走了,還肆無忌憚地生孩子,能不能控制一下?

王忠光也提了建議:“對我們大人什麼策略倒無所謂,就是千萬別讓我的女兒也成了‘低端人員’。”

順義當事官員避談“順義模式”的發展趨向。留給首都“流動人口調控”的難題待解。

□本報記者孫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