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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初次來中國的國外專家和遊客看到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香港的評價是,中國擁有現代化的城市、豪華的賓館、完善的基礎設施、較高的生活水準,是一個發達國家,舊金山、洛杉磯、東京、倫敦、巴黎也不過如此。而在看了河南、山西、陜西、新疆及東北,吃住在縣城後,他們眼裏的中國又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在中國工作時間較長,對農村有較深認識,去過諸如甘肅、貴州、青海、內蒙古等地的農村,在鄉鎮、村莊體驗一段時間後,他們認識到,中國是一個還很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城鄉發展失衡、差距日趨擴大,是當前中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努力縮小城鄉差距,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課題。    
 
失去愛女的何青志夫婦在悲傷之餘,發出這樣質問和吶喊。
四川師大法學院長認為,同命不同價並不等於不平等,相反,它體現了經濟價值的取向,符合市場經濟規律。
■ 公民上書高法建議統一城鄉人身損害賠償標準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和李方平律師以公民身份上書最高人民法院,建議消除城鄉差別待遇,統一人身損害賠償標準。
        兩公民建議書表示,這種損害賠償差別待遇從1992年1月1日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出臺後開始。“兩元人身損害賠償的制度設計完全忽略了更深層次的問題:即由於社會保障在城鄉之間的巨大差別,越貧窮的農村地區,遭遇災難的後果嚴重性越能被加倍地放大。”
         胡星斗表示,“高法司法解釋延續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僵化思維,強化了原本正在消融的城鄉對立的制度安排。”作為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屏障,司法應該體現人人平等而非強化城鄉差別待遇。” >>>>
             
         
        作為這個國家中最大的群體,農民由於法律上的限制,而缺乏必要的保護自身利益的組織資源。在缺乏自我保護能力的情況下,他們更需要法律的保障。但要真實地做到這一點,有賴於從法律層面對農民利益的保護。對於那些顯失公正、傷害農民利益的法律的廢止或改造已刻不容緩。         即使在一個非常發達的發達國家,取消了城鄉差別,人與人之間的補償標準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這個同時還取決於加害者本人的經濟收入等等。所以,如果以為如果取消城鄉差別,所有的賠償能達到統一標準了,這是一種幻想不切合實際,世界上也不存在這樣的賠償標準。”         從理念上講,"同命不同價"不公平;從現實情況講,"同命同價"也不公平。這種悖論出在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上,是這種結構給司法實踐製造了一個公平的兩難選擇。目前,旨在填平城鄉"鴻溝"的改革正在推進,"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角也已吹響,其目標比"同命同價"更值得期待。
   
 
一位到河北省張北縣南蘇記村小學支教的天津女孩説
西北師大研究生經過調查得出這一結論。
■ 中國貧困性質正在發生變化
        “中國令人矚目的經濟增長一直是減貧的重要動力,但的確不是人人都從增長中平等地受益。”世界銀行中國局局長杜大偉説。
        世界銀行研究發現,中國在改革過程中收入差距有所擴大,中國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幅度低於高收入群體,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大。《貧困評估》報告結果顯示,從2001至2003年,中國收入最低的10%人口中平均實際收入降低了2.4%。很多貧困人口目前是由於疾病或農作物歉收對收入造成嚴重影響而陷入暫時性貧困的。
         經濟增長和發展政策對於消除貧困仍很重要。此外,目前政府強調的增強個人抵禦風險能力的政策,比如醫療保險和低保制度也越發重要。 >>>>
             
         
        改革開放後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經歷了一個先縮後擴、再縮再擴的過程。儘管國家採取多種惠農措施,城鄉收入比例還維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考慮在內,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更高。         在中國,城鎮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鄉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更重要的是在九年義務教育階段,農村學生輟學、流失現象也比較嚴重。         目前,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的覆蓋率只有10%多,80%以上的中國農民屬於自費醫療群體。近幾年,由於公共衛生供給短缺,醫療價格大幅度攀升,農村不少地方已經出現了“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
       
        農業生産資料價格高,生活資料的品質低,假冒偽劣橫行。從總體上看,目前農村居民的消費水準只相當於上世紀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費水準,整整落後10年。         在中國,城市勞動人口的登記失業率為5%,農村勞動人口的失業率沒有人計算得出,拋開進城務工的1.3億勞動力不算,留在農村4億勞動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         國家財政的農業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下降。在城市內被認定為的公共産品,可能在農村就不再具有公共産品性質,可以將其看作是個人收入。中國城鄉收入中對這部分個人收入都不同程度上存在低估計的問題,城市的低估計更大。
 
一位今年20歲、來自湖南農村、因讀不起高中而來廣東打工的小夥子説
一名在北京打工的陜西籍農民工説。
■ 農民工:衡量城鄉關係協調的指示器
        要形成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帶動機制,關鍵是為農民進城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使農民在城裏有長期穩定生存的手段,為農民進得來、留得住創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1994年開始,中國開始採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但無法回避的矛盾是,包括農民工在內的部分失業人口並沒有被“登記”在案。自2006年下半年起,中國政府暫停統計“城鎮登記失業率”,部分遵循國際慣例,用抽樣調查的方法統計失業率數據,農民工等階層將被首次納入統計範圍。億萬農民工將得以納入失業保險體系,是解決城鄉二元經濟分割的重要一步。 >>>>
城鎮化要有農民的視角
防止土地政策和徵地操作缺陷
打破城鄉二元結構
        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胡錦濤提出了未來中國城鎮化模式選擇的原則和目標。從“城市化”到“城鎮化”,一字之差意義重大,城鎮化包括了農村發展。在城鄉發展的同時要考慮農村發展,城市化發展要有農民的視角,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還得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推動農民進城,另一方面穩定鄉村經濟。         現行的徵地補償仍然沒有完全補償農民所失去的財産權利,在實際操作中帶有某種歧視性和非公平性。世界銀行的研究表明,當每人平均GDP小于500美元時,農民以分散的自給自足方式經營土地;當每人平均GDP大於1000美元時,農村土地的市場價值才開始體現出來,表現為土地擁有者轉移土地的強烈意願。         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城鄉一體化發展,是城市發展所面臨的一項重要而迫切的大課題。經驗表明,推進城鎮化建設步伐,必須要與當地經濟發展的總體水準和城市的承載能力相適應,不能“拔苗助長”。如果僅僅以城鎮化人口這一指標來衡量城鎮化水準,而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小城鎮建設只是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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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陳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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