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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日,阿憶在部落格上發表的《無腦人,請你給俺指條出路,讓俺們都照著去走》引起網友極大反響,短短5天時間內點擊率近80萬,評論達3000條。>>>>
         去年年底,阿憶調入北大,工作之餘經常客串節目主持人及嘉賓,阿憶的這一行為受到網友的指責,留言攻擊他“簡直太不敬業,道德和人格十分可疑,四處走學術穴是不務正業”。對這一指責,阿憶做客鳳凰《一虎一席談》時稱“人類社會分出階層並不可怕,分出階層利於激勵勤勉、鞭策後進,這是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分配製度的基礎,這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高階層對低階層沒有關愛”。>>>>
阿憶和孔慶東將工資公布於眾
         關於北大教師收入之低、待遇之差,本來是幾十年間“從來如此的”。我的導師一輩,有多少轟動國際的著作是在床板上寫出來的,到了我這一輩,還有的博士論文是在縫紉機上寫出來的。社會上動不動就説北大、清華拿了國家多少錢,我給你們算算。國家允諾給北大、清華各18個億,這18個億分3年給,每年6個億。北大師生員工總有3萬人吧?一年6個億,3萬人,平均1人只有2萬,攤到12個月,每月只有不到2000。這裡面還要包括北大的水電費、衛生費、粉筆錢、黑板錢吧?>>>>
北大副教授阿憶:我在説老師不敢説的話
        “我是想説,並不是我們想‘走穴‘,想出去兼職,而是在當前的生活環境下,如果我們不出去兼職,是沒法養家糊口的。”阿憶表示,在北大,像他這樣有房有車的老師並不佔多數,還有很多講師即便結婚了還是3個人、2個人一間宿舍。“我們的老師也不能當苦行僧吧。”阿憶認為,很多老師其實都在慨嘆工資低,都希望有機會多做一些社會兼職,但大家都珍惜大學教師這個飯碗,不敢説。>>>>
 
   北大副教授阿憶的工資單
        俺是副教授,總工資扣除各種稅費,剩餘1918元。副教授還有一筆津貼,平攤到12個月裏,每月不到1368元。
        此外我還有機會被安排出去,這筆錢扣稅後拿不到1萬,就算1萬!再加上法定節日時有時無的臨時補助,每年大概6000元,總平均一下,每月1333元。還有,每年碩士論文要答辯有2000元補助,平攤到每月167元。
        算一下月薪總賬:1918+1368+1333+167=4786元
   每個月“必花錢”
        4786-1400(兒子高三借讀費、路費、餐費、學費、雜費、校服費)=3386-680(女兒幼兒園費)=2706-1000(汽油費)=1706-280(高速路費)=1426-30(校園停車費)=1396-20(辦公室上網費)=1376-450(餐費)=926-1425(商品房月供)=?>>>>
 

 

 
     阿憶和孔慶東覺得自己窮,大概是真心話。老百姓覺得他們不窮,也是真心話。為什麼同一個事實,卻能引出這樣截然相反的態度?>>>>
        孔慶東稱自己和阿憶已屬幸運,還有許多年輕老師的收入連這個都達不到,每月僅有2000元:一位德國學者來北京拜訪我,我請他到建國門吃飯,花了200多元,談天説地,然後無恥地指著窗外高聳的每平米6萬元的豪華公寓説:"喏,我就住在那裏,我太太今天生病了,下次請你到家裏喝茶吧。”等他坐上計程車離去,我就鑽地鐵回西三旗了。" >>>>
教授“叫窮”為哪般?
        沒有人相信,北大教授會像阿憶説的那麼窮;事實上,北大教授如果説窮的話,那最多也是相對於高收入者的“貧困”。不過,外界對北大教授收入的“知識”,確實也存在些許想像因素。一位評論者在網上評論説,自己在某個IT企業碰見過幾位從事“學術走穴活動”的北大教師,經過了解,知道他們在該企業得到不少“外快”,這些“外快”比起他們作為北大教授、副教授和講師來説,高得太多。>>>>
公眾為何不能接受北大教授哭窮
        值得注意的是,阿憶公佈的支出中一小半都是用於子女教育。這説明北大教授們也是知道教育負擔之重的。可是,他們的親身感受並沒有轉化為對民生之痛的關注和進言,而只是化為“搞外快”的動力而已。甚至於,他們一方面對中學的“苛捐雜稅”不滿,一方面卻又對高校的高額收費不發一言。他們是中學高收費的抨擊者,卻同時又是高校高收費的受益者。>>>>
別誤讀了北大副教授的工資單
        阿憶與“網民”之間之所以會存在“隔閡”,乃是因為他看的是北大大部分收入較低的副教授、講師、助教的情況,而忽視了北大存在的少數“富人階層”,而痛貶他的網民,則將“北大教師”等同於“北大教授”,沒有意識到,並非所有北大教師都是正教授,並非北大所有院係的教師都有條件“走穴”;雙方都沒有注意到,國內高校時下存在教師收入“階層化”的現象。>>>>
 
   北大副教授阿憶回應哭窮事件
車是以前買的 很多老師沒有車就不允許有老師有車嗎?我的車是在當老師之前買的,是交通工具。生孩子是我的權利,我們是按照計劃生育政策生的。
辭了5份兼職 今年3月後,我把外面的5份兼職全部辭了。包括兩個主持的節目———《非常接觸》、《翻閱日曆》,和3個節目的策劃。我不大太想錢的事情,反正我也不窮。
每週上一節課 備課耗時多 “為了給學生備好《播音主持》這門課,一週我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找資料。我要看片子,對比各類主持人風格,比如王志和崔永元的提問有四種類型,哪些屬於質疑型,哪些屬於幽默型等等。”他的課受歡迎,很多外係的學生都趕來旁聽。
“無腦人是指胡亂批評的人” 老孔(孔慶東)後來也説我“無腦人”這個提法不好。但我在部落格中説得很清楚:你有文化但不看清楚一件事就胡評亂評的就是無腦人。我沒有以文化、收入、社會地位的高低來判斷誰是有腦人,誰是無腦人。>>>>
 

 

 
    絕大多數持反對意見的網友將矛頭對準了阿憶,反而忽視了博文曝出的教授走穴潛規則的普遍現象。如果不去從更深層次反思教授走穴問題,大學教育極可能淪為教育工作者旱澇保收的支柱“副業”。>>>>
教授哭窮引出業內走穴潛規則
        大學教師現在廣泛推行聘用制,聘用制中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雙方協議達成過程中的“討價還價”。每個人對自己都有一個價值判斷標準,待遇達到心理期望值就留下,否則就選擇離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討價還價並不代表思想的醜陋。作為北大副教授的阿憶,當然有權利就自己生存現狀與北大方面討價還價,這沒什麼不對。 >>>>
大學教師薪酬成焦點 灰色收入致收入差距擴大
        多數青年教師每月只有一兩千元 華南理工大學原校長劉煥彬教授曾對媒體表示,如果説年收入10萬元以上才算是高收入者,那麼高校教師中真正的高收入者佔高校教師的比例不到5%。在中西部高校中,這個比例就更小了。
        跟社會聯繫更多的專業更能賺到錢 “我知道有的學科教師收入一年可以接近百萬元。其實很多院係都很重視掙錢,只是某些學科接觸社會的程度多一點,能夠多撈一筆。其他院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兼職成了主業,教書退為副業 相對於靠兼職掙外快的高校教師來説,象牙塔裏真正的富豪族,多是靠在培訓班教課和課題組的技術入股辦公司起家的。由於連年來的“考研熱”、“考證熱”,馬克思主義學院和外語學院的很多教授以名師的身份加入考研政治或英語培訓班的講學,而法學院的一些教授則通過舉辦司法資格考試、法律碩士考試的培訓班獲得大筆收入。不少教授因此躋身富豪族。>>>>
教授哭窮隱喻下的權利貧困
        問題是,當這種“哭窮”在許多職業中蔓延,並且以一種“哭訴”的形式集中出現,究竟折射或者説隱喻了當前社會在收入分配問題背後怎樣的博弈現實?這裡,不能不提到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著名觀點:“貧困應該被理解為權利的缺乏、可行能力的被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
 
        一方面用“公共”名義壟斷了高等教育,同時又在這個壟斷下默許甚至縱容各種“創收”、“走穴”,形成內部分配很不均等的神秘格局。由此形成的不平等,既與科研學術之優劣有關,也與許多不公平因素有關。複雜的糾結導致管理難度極大,內部交易成本太高,對外公信力喪失。關心高等教育的,應該更多地著眼于制度批判,敦促高校的薪酬制度走向公平與透明。>>>>
        收入差距擴大和不透明性加深了不同收入階層的猜疑。收入差距的擴大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當中的一個嚴重問題,我國基尼系數早已經超過國際警戒線。而收入差距使得一些人難以理性看待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群。只有提高收入的透明性和公平性,既充分發揮收入調節的資源配置作用,又保障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才能讓人們既享受到與貢獻相稱的收入,又增進社會不同收入階層的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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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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