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遭富士康索賠3000萬 輿論監督遭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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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獨起訴記者,並以向翁寶索賠人民幣1000萬元、向王佑索賠人民幣2000萬元的姿態高調起訴,申請深圳當地的法院並將兩人位於廣州和上海的房産、一輛汽車和兩個銀行賬戶全部查封、凍結。很顯然,這種訴訟目的並不在於要維護自身的名譽權,而是要通過訴訟來打壓記者。>>>>
3000萬索賠案震動新聞界
         因不滿有關員工“超時加班”問題的報道,台灣首富郭臺銘所控制的台灣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公司——鴻富錦精密工業(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向《第一財經日報》的兩記者提出總額人民幣3000萬元索賠,並已要求相關法院查封、凍結了兩名記者的個人財産。>>>>
各方反應
《第一財經日報》發函譴責富士康 聲明一 聲明二 聲明三
        “針對貴公司採取訴訟保全措施查封二人個人財産的做法,本報表示強烈譴責。我們相信貴公司這種以公司組織行為針對記者個人的做法,將為整個中國新聞界所唾棄”。>>>>
被索賠編委翁寶:“可以算是媒體業的‘9·11’”
        “我們都沒有這個賠付能力,我們都明白司法的流程,我們也明瞭當下所承擔的壓力,有時候,自己都難以想像。對方顯然比我們更有耐心,更能抗壓”。>>>>
        深圳中院在看到媒體相關報道後,主要領導人召開會議研究,立案庭又重新審查了此案的所有手續,認為此案“程式上沒有一點瑕疵和問題”。鋻於此案引起的反響巨大,深圳中院將加快此案審理進度,“快立案、快開庭、早日審結”。>>>>
記協稱將維護記者權益 中國財經傳媒人聯盟公佈五項聲明
        “因此我們還並不清楚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在這樣的前提下,記協只能聲明自己高度關注的態度,而不方便做出任何判斷,因為這樣的判斷往往是不負責任的。另外需要聲明的一點是,記協會堅決維護新聞工作者在報道過程中的正當權益,並最大限度地動用自身的力量去保護新聞工作者的權益不受任何侵害。”>>>>
律師要免費為記者打官司 記者收到捐款
        《第一財經日報》法律顧問張娟娟表示,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尚未定下開庭日期,但已有多家律師願意免費幫兩記者打官司。報社昨日還收到熱心人士給兩位記者寄來的捐款。記者昨日在網上看到,上千名網友譴責富士康不告報社卻告記者的恐嚇性行徑,併發起倡議抵制使用富士康産品。>>>>
 
富士康案時間表
        導火索:6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在C5版頭條發表了《富士康員工:機器罰你站12小時》一文。
        7月10日,鴻富錦以名譽侵權糾紛為由,通過法院將《第一財經日報》編委翁寶、報社記者王佑兩人的財産分別查封、凍結,其依據是民事訴訟的財産保全措施。
        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7月10日向王佑和翁寶分別發出民事裁定書,裁定“凍結被告王佑銀行存款、股權,查封、扣押被告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産(以上查封、凍結以2000萬元人民幣為限)”,“凍結被告翁寶銀行存款、股權,查封、扣押被告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産(以上查封、凍結以1000萬元人民幣為限)”。
        8月18日,蘋果公司針對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廠狀況發佈了一份報告。該報告稱:調查小組發現,該供應商複雜的工資結構,明顯違反了蘋果公司的供應商行為準則《Supplier Code of Conduct》(下稱《行為準則》)的相關要求。
        8月28日,《第一財經日報》向富士康公司發函稱“記者報道屬於職務行為,報社將動用資源支援兩人全力應對訴訟”。
        8月29日,富士康發佈聲明:“極少數踐踏新聞自由旗幟與精神的個人,我們必須嚴正以對,以正視聽。賠償本公司商譽損失的金額不論大小,都將捐助到慈善機構。”
        8月30日,鴻海證實,該公司將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解除對《第一財經日報》兩名記者個人資産的凍結,同時將訴訟標的由之前的3000萬元降為1元,並添加《第一財經日報》報社作為被訴對象。

 

        難想像,如果“富士康”天價的索賠一旦成立,媒體的監督就會遭遇重創,“曝光”就會越來越弱化,甚至會讓“曝光”銷聲匿跡。這不是聳人聽聞,因為今天有索賠千萬元的,明天就會有索賠億萬元的,獅子大張口,還有哪個記者敢去曝光? >>>>
單獨起訴記者,用意何在?
        6月11日,英國《星期日郵報》披露了這一問題,引起全球關注,並促使多家國際性非政府組織發出號召抵制蘋果産品,直接引發了蘋果公司派出調查團,進駐富士康深圳工廠展開調查。《星期日郵報》目前只接獲富士康方面的一封律師函。但在我們這裡,記者財産卻出人意料地被查封和凍結。>>>>
 
讓你賠千萬看今後還有誰敢曝光?
        試想,有幾個記者有千萬元資産?“富士康”並不是不知道這些,但為何又要開出如此天價索賠?不言而喻,就是要用天價索賠來鎮住記者曝光。其潛臺詞就是:這就是膽敢曝光我的下場,賠上千萬元,讓你幾輩子傾家蕩産也付不清。“讓你永世不得翻身”,看看你們記者今後還有誰敢再曝光?>>>>
起訴記者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富士康如選報社作被告,報社也有眾多人員和相應的經濟實力。起訴記者個人,情形卻大不相同。他們提出的訴訟標的驚人,從精神上對記者産生巨大壓力;查封、扣押記者的所有財産,破壞記者的正常生活,而即使判決結果對他們不利,公司因為有雄厚的財力,對他們來説也無所謂;再次,富士康公司作為一個組織,它的實力遠遠超過個人,他們可以採取各種方式拖延訴訟,讓記者個人疲於奔命,沒有金錢和精力去應對訴訟。>>>>
輿論監督遭遇挑戰
        輿論監督,是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權利,該權利來源於社會公眾的知情權。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只能通過新聞工作者去實現。新聞工作者的輿論監督權,是一項基本權利,不能隨意加以限制。>>>>
 
■選擇起訴記者和採取訴訟保全是鴻富錦公司策略當中緊密聯繫的兩個環節。起訴報社,目標大,難以得手;起訴記者個人,目標具體,輔之以高額的賠償請求,隨之啟動對記者個人基本生存狀態有抽薪之效的訴訟保全程式,構成重殺,可謂痛快淋漓。這樣,就可以達到通過合法途徑,“給你點顏色瞧瞧”的目的。
■還有一點考慮,鴻富錦公司對自己的財力或由財力整合而來的其他力量有充足的信心,通過實力雄厚的大財團的力量,擊垮記者。
■這個案件是一個不妙的開端。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強大財團的力量,看到了強力機關的呼應;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奔跑在輿論監督第一線的記者被某種力量拿捏著。
        身處索賠案漩渦中心的《第一財經日報》編委翁寶坦言:“這個官司一旦進入司法程式,就已經不受我的控制了,快的話半年,慢的話可能一兩年,我會陷入一個非常可怕的人生的損耗當中。”“要説對中國的法律失去信心,那倒沒有,只不過對對方通過這種形式把我逼到絕路上,不光是對我個人的一個挑釁,實際上它對中國新聞界來説,不異於9·11事件。這是一種恐怖行為,是不對稱的戰爭。”

 

        富士康3000萬索賠案,有可能將對整個媒體的價值取向和輿論監督的走向産生影響,這註定富士康狀告記者案,將成為中國新聞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要記者賠3000萬,是一個噱頭!
       新聞侵權官司拋開新聞單位起訴記者、索賠達數千萬元、法院凍結記者個人資産等資訊,都足以讓記者們心驚膽戰。然而,這起訴訟倒更像是一個噱頭。根據常情,記者並不是富人,可能沒有哪個記者擁有上千萬的財産。在中國的新聞侵權訴訟中,法院判決賠償100萬元的都極為罕見,原告的3000萬元賠償主張根本沒有可能得到法院的支援。>>>>
三問富士康天價索賠案
        疑問一:記者財産被查封有無法律依據?“且不論訴訟對像是否錯了,單看查封行為來説也是合理的。不過,為了防止原告濫用權利,法院要求原告在查封的時候要提供財産擔保,只要提供了擔保,查封財産在法律上就是允許的。”
        疑問二:記者能打贏這場天價索賠案嗎?一旦進入實體審判,那就要看《第一財經日報》的兩篇報道是否實質上構成侵權,在這方面,司法解答規定,判斷是否侵權就看報道是否“基本屬實”,法律允許新聞報道部分失實、細節失實,只要文章的主題部分屬實就可以了。
        疑問三:富士康天價索賠是為了維權嗎?富士康這一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舉動,顯然另有他意,那就是利用現在我國新聞法制的漏洞,威脅恫嚇記者;按照國際通行的規則,新聞媒體在法律上不僅應該受到“平等保護”,還應該受到“傾斜保護”。>>>>
兩名記者被索賠3000萬元引發思考
        西方一些國家是如何對待勢力階層起訴媒體的:美國制定法律規定,法院是否立案應有一個相當嚴格甚至是苛刻的審查過程,比如是不是有實際惡意的證據,訴訟方必須要提交證據表明媒體報道行為的惡意。實際上,單就這個“惡意”界定,便會讓原告捋斷鬍鬚的。所以美國法院審理的這種名譽侵權案極少。
        尷尬的是,我國現有法律對新聞記者的保護非常弱,在這方面沒有規定。而順應世界輿論監督潮流是誰也擋不住的,何況我們時下對“以勢壓人”的公眾監督力量還非常薄弱。如果再他們扭住“狀紙”不松手的話,最終失去的不再是幾個記者的報道,而是公眾的知情權和監督權。>>>>
 
        法院為什麼不顧輿論,做出了令輿論譁然的裁定,原因可能在於法院在此次事件中,不僅僅是一個裁判方,而且也是利益方,同意了富士康的財産保全請求,受理了富士康的訴求,可以按照3000萬的標的收取費用。
        “這是一種震懾、淫威”北大法學教授賀衛方説,“他是要用這樣一種方式使其他的媒體産生一種寒蟬效應,我想這也是案件處理中司法界必須要考量的問題,如果媒體對企業行為、政府行為都不敢去發表批評性的意見,那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司法公正這一道最後的防線能否守住,不是看富士康是否“淫威”巨大,而是要看審判案件的法院。
        顯然,這起起訴並非經濟糾紛,原告所劍指的也並非擔心“法律白條”問題,而是徹頭徹尾的名譽權糾紛。法院快速實施的“凍結行為”,不僅有失法律公平,更使大眾媒體的監督職能陷入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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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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