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界出了包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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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我國政府不斷增加科研經費的投入。1999年,科研經費總額是678.9億元,而在2005年,這個數字已達2367億元,增加了2倍多。未來若干年,這個數字還會持續增加。>>>>
        某些著名學者特別是院士,在學術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項目。但他們自己根本沒那麼多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就會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這些學者往往還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在個別名氣較大的學者中,甚至出現了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情況——今年負責項目審批和經費發放,明年又會參加項目申請。這樣一來,科研的資金就永遠在幾個人中流轉,這些人幾乎把持了他們所在學術領域的絕大多數科研資金。如果其他人想涉足這一領域,只能給這些著名學者“打工”。
        科學“包工頭”所以會出現,不排除科學界一部分人受到外部環境的影響,成為“知識就是財富”的極端實踐者;然而更多的卻是現行機製造就了這些科學“包工頭”,使這些被逼上梁山的學者急功近利,不肯也很難用長時間的艱苦研究獲得創新成果。
走了樣的先進管理經驗?
        如今各行各業都在學習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科學界也不例外。在國外科研體制裏,一個課題由主要負責人決定研究方向、方法,其他人分工合作,共同做好課題研究。國內也如此COPY,不過所謂“畫虎畫皮難畫骨”,有些人COPY走了樣,只得皮毛失了精髓,再加上體制的原因,使得不少課題項目漸漸成了一些人斂財的工具,還要忙著走穴,到處做報告,拿出場費。
 
        政府對科技活動的管理手段,最主要的程式就是“立項—申請—研究—報獎—評獎”。
        科技管理的行政化問題,決定了人才的評價、選拔、流動,同時,由各機構內部的財務人員審批甚至決定專業部門的一些具體項目經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科技發展方向,也影響了一些科研人才的創新信心。如果不解決這些科研經費分配體制上的問題,再多投入也不能達到相應效果。
        一是條塊分割、政出多門,科研經費使用效率低。
        二是政府既管經費,又管項目;既是出資人,又是“經營者”,容易造成決策不當、資源浪費乃至滋生腐敗。

 

        作為“包工頭”,他們對項目資金具有絕對的支配權,加上不受監督制約,將科研經費挪作它用,我國科研經費的利用率普遍低下,科研項目甚至成了某些科研人員的“圈錢”工具。>>>>
        其一,學術領軍人物的逃離、學術力量的矮化,必然導致科技創新品質的低劣化。
        其二,由於學者“包工頭”壟斷了科研資源,直接遏制了學術創新的生機和活力。
        其三,由於“包工頭”與打工者的利益依附關係,為學術不端行為提供了最好的活躍空間。
        其四,科研項目和資金向遠離一線的“包工頭”集聚和傾斜,使其不僅得不到優化配置,甚至出現了“馬太效應”,導致“科學界的貧富差距也很大”。
        科學界形成了“圈子文化”,如同江湖,老大負責“發包”,佔山為王,攻下一個山頭,老大兜裏的提成便厚實些。我們不知道,這樣的“近親繁殖”出來的科研會禁得起怎樣的市場檢驗。當一個個科技發明沉睡在科學成果簿上的時候,笑容不變的是“包工頭”。
        科研經費是國家出的,也就是納稅人出的。如果納稅人的錢被一層一層“發包”下去,當小有名氣的科學家“轉行”做“包工頭”的時候,科學究竟被供奉在哪?在很多人眼裏,科研項目已成了“圈錢工程”:只要有了科研項目,科研人員就可從中拿提成,甚至一些媒體報道説,有人用科研經費買車買房。“包工頭”的手下,難以産生建築大師,科學“包工頭”的手下,會有科學大師嗎?
 
“潛規則”下的“公關費”不少高校教師和科研人員都去爭取項目,這背後有很多文章,有關係的動用關係,沒有關係的“創造”關係。
“項目老闆”的“發財經”他們把持著科研資源,成為某一領域的“把頭”。其中有很多身價上千萬元,開著名車、吃著大餐,動輒一擲千金,老闆派頭十足。
吃喝拉撒都能報一般做項目預算時,需要100萬元就報120萬元,上浮20%。資金只要撥下來,就能想方設法用完。
        目前,一些科研項目,課題組拿到錢似乎就完成了任務,監督、驗收、評價、審計等工作嚴重缺位。在"漢芯"造假事件中,陳進領導的課題組,在長達幾年的時間裏,竟然騙取了國家上億元科研經費。

 

        科研人員儘管科學技術素養較高,但並不代表他們不需要制度約束和群眾監督。要解決科研“包工頭”的問題,國家必須建立完善的防範制度,加強和擴大科研活動的監督。>>>>
       一個調查數據顯示,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嚴重”一詞來形容現在的學術不端行為,説明主導科技界行為與改革的,還不是科技工作者自己。當官員以及所謂的個別學術權威主導了一切的時候,普通科技工作者便只有淪落為“打工者”的份了。而按照改革者總是以“不損自己利益”甚至要通過改革“增加自己利益”等為潛在準則的改革邏輯,必然令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贏者通吃”邏輯肆意橫行。
        在項目資金成為推動科研進步的主要手段的前提下,科研工作的排序嚴重倒置:項目第一,學術第二,由此帶來的,是科研工作的評判尺規也隨之倒置:研究成果不再是首要的考核標準而被迫讓位於拿到項目的能力。
        我們有必要呼籲將科研立項和經費投入納入公共監督,弱化政府主管部門及其相關人員的資源分配權及項目審批權,公開透明審批程式,讓老百姓有渠道了解科研經費的使用及收益,真正賦予納稅人對科研經費流向監管的能力和質疑的權力;此外,凡是各級財政支出的科研經費,應納入財政監管體系,引入第三方獨立會計事務所,對科研機構實行規範的會計審計管理,承擔財務審計和監督。
        項目申請、經費劃撥、管理運作、收入分配、人才評價……由於科研體制改革牽扯的問題紛繁蕪雜且由來已久,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説,都是個棘手的問題。
        中國的科研體制改革從提出到實施已經有一段時間了,但由於長期延續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模式,再加上社會不良風氣的入侵,因此,徹底根治科研體制內外並存的痼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科研體制改革過程中,真正協調好項目申請、經費劃撥、管理運作、收入分配、人才評價的各個環節,是我們遲早要解決的重大問題。
 
弊端引發變革 “總經費大於或等於200萬元的項目一次性獎勵10000元;總經費強度在80萬~199萬元的項目一次性獎勵5000元......”
20多年,一個“土政策”在20世紀80~90年代,中國科研項目經費上百萬元人民幣的已經是大項目。
課題經費,難以承受之重?現在的中青年課題組負責人的壓力很大,他們也不願意搞什麼提成,因為課題經費的負擔已經非常大了......
2006年,一變再變 一個科研人員、一個課題組、一個研究所在溫飽問題基本解決後,下一步我們該為什麼奮鬥?
        深圳今年圍繞“自主創新戰略”制定的配套政策中,規定政府的科研投入不再由政府官員“拍板”分配,項目的單一“點”投入改為産業的環節“鏈”投入,傳統的“審核項目”改為“審核企業”,“事前撥付”也改為“事後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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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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