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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充當科研“包工頭”的四宗“罪”
中國網 | 時間: 2006-08-24  | 文章來源: 工人日報

    在普通科技工作者普遍面臨沒完沒了的考核,收入低廉,甚至下崗失業等巨大職業風險的同時,一些著名學者紛紛成了“包工頭”,日子過得越來越滋潤。據《中國青年報》報道,由於科研資源被壟斷,“包工頭”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一些著名學者不僅未能成為科研的領軍人物,反倒容易淪為科技創新的“殺手”。

    《新民晚報》則説,北京大學副教授劉華傑就坦言,“包工頭”現象在科學界越來越普遍。某些著名學者在學術界有一定身份,很容易就拿到重要的科研項目。但他們自己根本沒那麼多時間去做具體研究,就把項目分解發包出去給別人做。一方面手握科研資源分配權力的行政官員不懂科學,必須仰仗著名學者擔當決策顧問和評審專家的角色,使之成了決策圈內必然倚重的對象;另一方面一些科研領域自然容易成為某些權威的勢力範圍,只有進入“小圈子”的人,才有可能得到資金支援力度較大的項目,而“週邊”的科研人員,只能得到一些子課題,或什麼也得不到。

    著名學者、甚至一些院士成為科研“包工頭”,筆者認為至少有四害。

    其一,學術領軍人物的逃離、學術力量的矮化,必然導致科技創新品質的低劣化。

    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曾經感慨地説:“好的科學家首先要坐得住。”科研與創新,實質上是一個積累與運用知識的過程,是一個鑽研與探尋的過程,惟有潛下心來,才有可能去揭示新現象,發現新思路,開拓新領域。

    值得警惕的正是這些學者“包工頭”,由於他們擔任著種種學術職務和行政要職,公務繁忙,分身乏術,甚至無暇進行科技創新實踐活動,只能將爭取來的項目,分包下去。而這些學者、院士之所以著名,靠的也正是他們數十年學術創新的積累。作為學界和行業的領軍人物,逃離了科技創新第一線,必然會對科研産生不利影響,致使科研項目的侏儒化和創新品質的低劣化。

    其二,由於學者“包工頭”壟斷了科研資源,直接遏制了學術創新的生機和活力。事實上,一些學者今年負責項目審批和經費發放,明年又會參加項目申請。如此一來,科研資金就永遠在少數幾個人中流轉,這些人幾乎把持了他們所在學術領域的絕大多數科研資金。而另外那些具有科技創新潛力的新人卻備受冷落,甚至只能望項目興嘆。如果你不甘寂寞,想涉足這一領域,就只能給這些著名學者“打工”。而仰人鼻息,惟命是從,其結果不言自明,學術創新的活力受到抑制,生機被無情扼殺。

    其三,由於“包工頭”與打工者的利益依附關係,為學術不端行為提供了最好的活躍空間。有專家指出,“這些學者往往還會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尤其是“包工頭”與打工者榮辱與共,利害攸關,往往相互利用,上下齊手,循私舞弊。

    報道中説,2005年中國科協委託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64.3%的科技工作者用了“嚴重”一詞來形容現在的學術不端行為。這不單是因為科研機構“現在都改成了聘用制,每兩三年一聘”,為保住飯碗,科研人員不得不以低劣的學術論文充數;也不單是因為,科學研究本身就是不可預知的,很多基礎研究無法做出預期的成果,不可能在短期內取得顯效,為完成項目計劃目標只得走捷徑,甚至採取不端不法行為;更因為這些“包工頭”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項目成果的鑒定和審核最終很容易搞定,其結果是論文數量上去了,創新項目“碩果纍纍”,卻由於科技含量低,其中八成只能躺在檔案櫃裏睡大覺,轉化率之低令人咋舌。

    其四,科研項目和資金向遠離一線的“包工頭”集聚和傾斜,使其不僅得不到優化配置,甚至出現了“馬太效應”,導致“科學界的貧富差距也很大”。

    作為“包工頭”,他們對項目資金具有絕對的支配權,加上不受監督制約,將科研經費挪作它用,甚至購買小車和豪宅等行為也屢有發生。《人民日報》就曾以“吃喝拉撒都能跟著項目報銷科研經費背後多少腐敗”為題公開披露,種種現象令人觸目驚心:在學者“包工頭”迅速暴富、腰纏萬貫的同時,一些亟待科研資金的科技機構卻嗷嗷待哺。在山東青島市農業科學院工作了12年的科技人員月收入卻只有1200元。一些基層農業科研機構,科技工作者只有依靠賣種子、蔬菜解決生計問題。“科研單位變成了為科研工作提供場地、工具的‘集貿市場’”。(劉效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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