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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關係面臨新突破:為所當為 博鰲模式可借鑒

新聞中心-中國網 news.china.com.cn  時間: 2013-04-06  發表評論>>

中國網4月6日訊 台灣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榮譽董事長蕭萬長6日再次率團參與海南博鰲亞洲論壇。回想五年前同樣的場景,蕭萬長受到中國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的接見,如今他將再次受到中國新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接見。從過去的胡蕭會到今日的習蕭會,雖然歷史意義不盡相同,但兩者卻似是一個迴圈,象徵著兩岸關係大開大闔的五年有望在新的基礎上再上一層樓。

一、 兩岸現有局面來之不易 理應倍加珍惜

回首歷史,人們總容易誤以為一切來得是如此的必然,但五年前的大轉折,其中的決斷處置,其艱難程度事實上遠非局外人所能想像。這其中不能忽視的是當年博鰲論壇在其中起的看似普通、實際上卻相當關鍵的作用。

2008年3月,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馬英九當選,兩岸關係迎來了轉折的契機。但在經歷了李登輝執政12年的起伏跌宕,加上陳水扁八年的變化反覆之後,兩岸官方之間的互信基礎早已蕩然無存。雖然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的連戰訪問大陸後兩黨建立了國共論壇這一交流平臺,但雙方今後交流的基調如何確定,卻遠非當時國共論壇這一層級所能做得到,更何況論壇要到當年的7、8月才舉辦,對將在5月就要就任的馬英九當局來説,也顯得緩不濟急。更何況馬英九在競選時即已承諾要在7月初即實現兩岸人員互訪,開放大陸民眾赴臺旅遊。兩岸迫切需要儘快在適當場合,通過適當渠道實現對話,確立交流的基調,從而為兩岸兩會復談開啟大門。而博鰲亞洲論壇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平臺。當時作為馬英九的副手,蕭萬長的正式身份是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一直就是博鰲論壇的參與者,而博鰲論壇作為由中國舉辦的高級別國際會議,國家主席一向都會出席,並接見與會者。於是博鰲論壇在此兩岸關係關鍵的轉折時刻扮演了重要的平臺角色,蕭萬長趕在就任前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赴海南博鰲與會,受到胡錦濤的接見。蕭萬長當面轉達了馬英九對兩岸關係的基本看法,雙方達成了擱置爭議、共謀和平發展的共識。自此兩岸得以超越過去糾纏不清的政治紛爭,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就此順利展開。由此可見,如今的局面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多種因素相互配合形成的最優組合,在我們享受此一成果的時候,務必要珍惜此一成果的來之不易。

一是如今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是在經歷了30多年的人為隔絕,及此後20年的波折後才形成的,其順應兩岸民心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兩岸同為中華民族,血緣相通,因政治因素被人為隔絕,造成難以化解的利害衝突,如果繼續在政治上相互敵視,在經濟與文化上相互隔絕,實際上傷害最重的是中華民族的韆鞦基業與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擱置爭議,超越暫時無法解決的分歧,推動兩岸關係加速發展,符合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才有可能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從而在復興之路上逐步化解分歧,實現兩岸統一。

二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的形成時間尚短,不僅處處存在障礙,其本身也存在著諸多不足,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不能操之過急,急於解決我們暫時仍無法解決的分歧,從而扼殺兩岸之間費盡艱辛才形成的共識,即擱置爭議,共謀發展。這一共識最早形成地恰恰就是在海南博鰲,是博鰲亞洲論壇提供了恰當的場合,從而使兩岸關係的大轉折來得如此順暢。“九二共識”雖僅僅只有四個字,其形成直接耗費的時間就將近一年,而兩岸能夠在其基礎上超越分歧,達成共識,共謀發展,時間的跨度卻長達16年。

三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雖然現在理論上尚未建立完整體系,但並不能因此就求全責備。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五年中,始終堅持了“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緩後急”的原則,超越了慣常的國際關係發展理論,不能因其至今仍未建立兩岸領導人直接對話機制就懷疑其中的互信基礎。懷疑論者千萬不要忘記,一切理論來自於實踐,兩岸關係的複雜性早已超越了國際關係理論所能解決與處理的範圍,如果不能實現理論創新與制度創新,兩岸關係就只能停留在2008年前的狀態,大陸領導人適時將國際關係和平發展理念應用於兩岸關係,並通過具體實踐驗證了其可行性。假以時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實將成為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超越分歧,以共同利益為動力,實現最大可能的發展。

二、兩岸現有交流平臺其來有自 仍大有可為

2008年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開啟時,兩岸交流的正式管道只有國共論壇,博鰲論壇後兩岸即恢復了海協會與海基會協商平臺,五年中兩岸又先後建立了多項新的交流制度性平臺,從而形成了較完整的體系。從級別看,海協會海基會兩會協商平臺最正式,但在對話內容方面,國共論壇雖然擴大為經貿文化論壇,仍在無形中限制了其發揮的空間,而海峽論壇與紫金山企業家高峰論壇等也都傾向於將議題限制在經貿與人員交流等方面,已經開始出現聯誼大於觀點交鋒的傾向。這也使得兩岸政治性議題難以找到適當對話場合的問題更加突出,兩岸許多交流仍需要靠某些以民間或政黨名義交流的人士來達成,但因為其背後的代表性難以考察,其真實的作用難以深究。在象徵意義及受馬英九的重視程度方面都難以與當年博鰲論壇相比。仔細分析兩岸內外形勢與主客觀條件,便能明白兩岸之間形成現在這種局面的必然。

一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局面是在超越分歧下形成的,其互信基礎就是“九二共識”。兩岸關係在2008年前曾經出現了長達10多年的停滯不前,在此之前兩岸兩會從1993年汪辜會談後舉行過10多次會談,卻連最基本的事務性協商都無法達成任何具體協議,最後隨著內外形勢的惡化,兩岸間的矛盾與衝突逐漸上升,1995年李登輝訪美實際上就已經打破了“九二共識”基礎,從而正式宣告兩岸舉行政治對話的可能性破滅。此後兩岸關係多次惡化,雖然都有其形成的具體原因,但歸根結底還在於兩岸不存在舉行政治對話的任何基礎,兩岸當局間已無互信可言。2008年後兩岸領導人以博鰲論壇作為平臺實現會晤,標誌著台灣當局重新回到了“九二共識”的立場,此後五年間兩岸簽署了20多項文件,每一項的層級都已遠超出了1990年代初期兩岸曾經反覆協商卻毫無結果的事務性內容。否定了兩岸政治互信基礎,等於是否定了兩岸近五年來簽署的諸多協議的前提,這是大陸與島內各政黨派別發展關係的前提,來不得半點含糊。

二是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餘地仍很大,由於牽涉到兩岸共同利益最多也最大,理應先期解決。兩岸經貿關係五年來以2010年簽署ECFA為一高潮,2012年簽署《海峽兩岸投資保護和促進協議》可以説是開啟了第二個高潮,未來一年中兩岸即將簽署的服務貿易與貨品貿易協議及爭端解決協議將標誌著兩岸經貿合作由制度化進入一體化階段,雖然由於其中必然需要複雜的制度銜接問題,從政治上著手看似更容易解決,但考慮到兩岸實際狀況,繼續從經濟方面,以共同利益為驅動,反而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是先經後政契合兩岸現狀,能夠最大限度地減少分歧。兩岸在1987到2008年一直在尋求通過政治手段解決分歧,事實證明是失敗的,無效的。由於兩岸之間牽扯到極其複雜的利害關係,不僅有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的干擾,也有兩岸內部既得利益者的權衡,更有兩岸民眾現實利益的糾結。相對而言,經濟上兩岸共同利益遠大於衝突,先經後政的做法看似遷就現實,但卻正在起到改變現實的作用。以兩岸經濟合作而言,過去大陸單方面“讓利”,以爭取儘快達成協定,受到不少人的質疑,但事實是,最近兩岸有關部門討論金融業合作問題時,相互都採取了大幅向對方開放業務的措施,島內業者最初擔心對等開放無法與大陸同業競爭的心態已經開始淡化,台灣永豐銀行為發展在大陸的銀行業務,主動邀請大陸工商銀行參股20%,便是一個證明。

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應為所當為 博鰲模式可資借鑒

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我們最容易犯兩個錯誤。一是操之過急與盲目樂觀。操之過急就很容易破壞兩岸間的互信基礎,激化分歧,片面懷疑對方;盲目樂觀則會忽視兩岸互信基礎,錯誤判斷形勢,兩者都會傷害和平發展局面,給兩岸正在欣欣向榮的合作事業帶來無可挽回的損失。兩岸雙方在擬定兩岸關係工作計劃與目標時,都不應犯這兩類錯誤。二是迷信政治解決高於一切。兩岸因為政治分歧而隔絕,看似政治解決可以一勞永逸,但實際上政治卻是兩岸間利害糾結最嚴重的一環,推動政治協商看似可以解決制度銜接的難題,但實際上卻很容易對兩岸間“九二共識”政治基礎造成衝擊。從兩岸大局著眼,兩岸不應再將“先經後政、先易後難、先緩後急”的原則作為權宜之計,而應將其作為至少再堅持五到十年的長遠大計,當兩岸經濟上的利益關係理順後,兩岸政治議題也許就不會再如此棘手,島內主流民意自然就會做出合理的選擇。兩岸協商目前遇到的只是看似“深水區”,ECFA的順利簽署已經證明,只要兩岸本著堅持“九二共識”基礎,政治難題與制度障礙就不會是無法逾越的鴻溝。

在此,我們不妨把2008年那次博鰲論壇視為兩岸關係發展的特殊的博鰲模式,即為解決棘手的政治難題,尋找適當的場合,實現兩岸高層次領導人會晤,達成基本共識,從而為今後的發展掃除障礙。我們殷切期盼兩岸今後能夠繼續找到類似的場合,同時也找到適當的人選,從而為兩岸關係更新更大的突破再創契機。(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胡石青)

文章來源: 中國網 責任編輯: 許玉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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