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般常理，一場戰爭的開始時間，不應當有什麼分歧。但是，近年來國內史學界圍繞著中國抗日戰爭的開端問題，展開了相當規模的討論，主要是針對八年抗戰的説法，提出了十四年抗戰的概念。
九一八事變後，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嚴重關頭。但是，當權的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卻從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對日本的侵略求助“公理”，集中力量“剿共”。同時，在中共中央佔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者，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抗日，併為抗日進行了堅決鬥爭。然而，他們認為革命的中心任務仍是“為蘇維埃在中國的勝利而鬥爭”，反對國民黨政府才是“抗日的前提”。這樣，國民黨槍口對內，“攘外必先安內”；共産黨要抗日而中心是反蔣。當然，國民黨“攘外”（抗日）是假，對日妥協是真；共産黨抗日是真，但在認識形勢與組織抗日鬥爭的策略上走上了關門主義、冒險主義的錯誤道路。國共兩黨兩種性質的錯誤，殊途同歸地導致一個結果，就是對全國抗日戰爭不能形成統一的認識和廣泛地集中地統一力量，使九一八事變後開始的抗日戰爭出現了很大的曲折。這種歷史的反差，就是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形勢的複雜性、特殊性的關鍵所在。
直到現在，在台灣的史書上，為了維護南京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和外剿共”的“正確”，還把“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妥協政策，説成是具有“遠見卓識”、“知己知彼”的“英明”決策，稱讚這個政策“爭取到了四年充實國力時間”。長期以來，大陸史學界多從革命反革命鬥爭的視野，從國共鬥爭的角度來論述十年內戰，對於中日民族矛盾佔主導地位下的國共鬥爭，還缺乏較深入的研究。近年來，大陸史學界關於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國共兩黨的政策、日本侵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以及關於抗日戰爭開端等問題的研究，正是為了全面深入認識中日戰爭歷史。有些文章，把抗日戰爭開端問題的討論，僅僅看成是“第二次中日戰爭”、“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幾個不同概念範疇的爭論，似乎有些把問題簡單化了。實質上，抗日戰爭開端問題關係到對九一八事變後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認識；關係到九一八事變後中國抗日戰爭的特點和南京國民政府作用的評價；關係到九一八事變歷史地位的認識等一系列根本問題的認識分歧。因而全面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對於深入地客觀地全面研究抗日戰爭是有意義的。正是基於此，應該確立十四年抗戰的概念。
其實，八年抗戰和十四年抗戰，是與抗日戰爭從局部抗戰到全國性抗戰的過程相聯繫的兩個概念。八年抗戰是指從1937年開始的全國性抗戰，十四年抗戰是包含從1931年開始的局部抗戰在內的整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鬥爭。兩種提法一直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語言環境下使用，已經約定俗成。其實質內容沒有矛盾。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抗日的主張，在不同的階段都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們既充分肯定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在中國共産黨主張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進行的全民抗戰，也充分肯定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的抗日鬥爭、特別是東北抗日聯軍的英勇鬥爭和其他一些中國軍隊的奮起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