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1年贛南會議到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整整3年內，毛澤東的處境十分艱難。儘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的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左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
1933年初，博古來到中央蘇區，在放了第一把火——批“羅明路線”，放了第二把火——“反鄧、毛、謝、古”後，便下第一步棋——架空毛澤東。
中央蘇區黨政軍三權，黨權已在博古手中，軍權有周恩來掌握，但政權仍在毛澤東手中，毛澤東畢竟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博古指派張聞天“分管”政府工作，後來“二蘇”大會後，安排張聞天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出任“總理”。這樣，毛澤東只是徒有虛名的政府首腦。
1934年下半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主力紅軍準備開始長征。已經無權過問最高決策的毛澤東，在9月中旬離開瑞金前往于都。索爾茲伯裏寫及伍修權的一段回憶，在他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中説：“當時擔任翻譯因而了解內情的伍修權將軍認為，有些人可不想讓毛參加長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説，去于都調查，這只不過是不讓他參加的一個藉口罷了。”
不論怎麼説，在那樣重要的時候，毛澤東離開紅都瑞金，抱病前往于都，充分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中共高層決策圈之外。
從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內容上看，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王明“左”傾錯誤達到頂峰的會議。會議強調：“只有進行一個堅決的鬥爭。反對主要危險的左傾機會主義，和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態度，黨才能夠發展布爾什維克的路線。”所謂“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潛臺詞，便是反對毛澤東，批判他的正確主張。會議重新選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13人，毛澤東居末位。當時的排名為博古、王明、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稼祥、張國燾、朱德、任弼時、顧作霖、康生、毛澤東。中共中央設立了中央書記處，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為書記，博古為總負責。
由此，整個原因明瞭，毛澤東沒有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是因為博古等人已經把他排除出了中央最高決策層，況且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會議內容是反對毛澤東，批判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故此，他們沒有通知毛澤東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的中央委員的排名，表明瞭他當時的政治處境。但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結束的四天后，“二蘇”大會召開，毛澤東作了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報告，因為毛澤東當時畢竟任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沒理由不讓他參加。大會推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而改任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