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都瑞金郊區的沙洲壩，有一棟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開闊的稻田中間的典型贛南客家居房，稱之為“獨立房子”，主人就是紅都的“太上皇、共産國際派來的德國籍軍事顧問李德”。李德在“獨立房子”裏指揮了長達近一年之久的第五次反“圍剿”，並最終導致了失敗。
1932年春，李德以優異的成績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被蘇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從事情報工作。來到中國的李德很快就與共産國際派駐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阿瑟•尤爾特取得聯繫。當時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秘密辦事處與莫斯科的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和江西瑞金的中央蘇區都有定期的無線電聯繫。李德與尤爾特每星期與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和洛甫見一次面交談一些政治和軍事問題。
1933年初，臨時中央準備遷往中央蘇區。博古和洛甫考慮到李德是蘇聯著名軍事學院的高材生，又有街壘戰的經驗，求尤爾特將李德派往中央蘇區作為軍事顧問。這樣李德就成為紅都的第一個外賓。再加上又是上級機關共産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自然受到博古的熱情接待。為迎接李德的到來，博古早就下令在沙洲壩大興土木，在一片開闊平坦的稻田中間，修建了一棟約l00平方米客家人稱之為“四線三間”的典型贛南客家民房。正屋共有3間，中間的堂屋用作會議室，東間是李德的臥室，西間住著翻譯伍修權和王智濤。這所房子離軍委總司令部約兩華里，前門正對著總政治部所在的小村子，相隔僅二三百米，離中共中央和團中央的駐地也不遠，有田間小路可通，與黨政軍機關的聯繫都方便。由於它孤零零地矗立在稻田中間，紅都人稱之為“獨立房子”。
這時，蔣介石發動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而被稱之為“中共中央小夥子”的博古排擠了毛澤東對紅軍的正確領導後，自己對軍事指揮又一竅不通，正感到束手無策，李德這位伏龍芝軍事學院高材生的到來，對他來説，猶如下了一場及時雨。李德剛到瑞金的那天晚上，博古和洛甫就去“獨立房子”與李德秉燭長談，粗略地介紹了蘇區的一些情況，尤其是目前嚴峻的軍事形勢，並商定由李德主持軍事工作。李德針對蔣介石採取的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新戰略，也提出了“短促突擊”的反“圍剿”的“新戰術”。他先後以華夫為筆名在中央軍委創辦的《革命與戰爭》雜誌上，發表了《短促突擊的戰術》等8篇文章，系統地論述了短促突擊的戰術理論。李德在瑞金的紅軍大學、“彭楊步兵學校”、“公略步兵學校”、“特科學校”等4所軍事大學宣傳他的短促突擊戰術。
李德就在“獨立房子”裏，以短促突擊戰術作指導，繞著地圖，指揮了這場規模宏大的反“圍剿”戰爭，因此又得到一個“圖上作業的指揮家”的雅號。每當接到前線的電報，不論白天黑夜，立即送到“獨立房子”，先由參謀在堂屋挂的十萬分之一的地圖上，搜尋電文所指的地點，並根據內容按比例繪成略圖，用紅藍鉛筆標出敵我態勢及其行動方向，附在電文後面，譯成俄文，一起呈送給李德。李德接過電報後，就圍著墻上的大地圖，一邊不停地吸煙，一邊苦思冥想，不時地拿著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勾來劃去。然後，李德口述他的命令，讓伍修權譯成中文電文，轉交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送給軍委的朱德、劉伯承或中共中央的博古、洛甫簽署後執行。李德制定的作戰指揮地圖，連一個碉堡應挖的地點，一個哨兵該立的位置，一門迫擊炮甚至一挺機關槍配置的地方，均作了明確的規定，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而當時使用的十萬分之一地圖誤差很大，根本沒有實測過，大都是問測，有的連地名和方向都不準確。李德又不留任何餘地，不考慮敵情、氣候及自然條件，甚至不給部隊留吃飯和休息的時間，僅憑比例尺丈量地圖上的距離，計算部隊應有的進度，定下到達和投入戰鬥的時間，加上朝令夕改，來回折騰，弄得前線指揮員手忙腳亂，心中無數，貽誤戰機。因此，從第五次反“圍剿”一開始，就不斷地打敗仗，喪師失地。可李德卻不認為這是他瞎指揮的結果，反而認為前線指揮員沒有認真執行其短促突擊戰術，經常發脾氣罵人，動輒處分前線軍官，甚至於要問斬。李德成了紅都頤指氣使的“太上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