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的原因，在中國共産黨的兩個重要歷史決議（即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決議和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中都作了明確的結論：是由於王明“左”傾錯誤造成的。但是，遵義會議決議中卻未提出反對“左”傾的問題，且強調指出：“政治局擴大會議認為一切事實證明我們在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我們不能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而“這種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是一種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因此，必須要在“全黨內”深入開展“反對黨內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為什麼遵義會議決議中只提反右傾問題，其原因是：
（1）從局部的軍事路線和現實危險傾向看，遵義會議決議中反右傾的提法符合當時黨記憶體在著右傾機會主義的具體實際。
遵義會議決議中號召全黨深入開展反對右傾錯誤的鬥爭，這是從當時黨的軍事鬥爭方面確實存在著“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實際情況出發的，而且在戰爭非常時期，這種右的傾向可以説已構成了黨內的最大危險。概括當時軍事鬥爭中存在的右傾表現，主要有以下方面：從軍事領導思想基礎來看，過分估計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力量對於蘇維埃革命運動殘酷進攻的客觀困難，而對自己主觀的力量特別是蘇區與紅軍的力量則估計不足。從軍事指揮方面來看，畏懼于敵人的堡壘主義，實行右傾機會主義的單純防禦路線及其戰略戰術原則。從部隊戰鬥情緒方面來看，遵義會議前夕，紅軍中從一些高級將領到一般戰士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著對自己力量估計不足的情緒。
因此，遵義會議決議號召全黨深入開展反對“具體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合乎當時黨內鬥爭實際的，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對保證勝利完成長征任務，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從當時的黨內具體狀況和國際背景看，遵義會議決議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是一種鬥爭的策略。
“左”傾錯誤的領導者博古、李德等人並不承認自己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不難理解，在他們連軍事路線的錯誤都不能承認的情況下，要其承認政治路線上有錯誤就更加困難了。當時王明推行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路線，實際上就是共産國際的路線，如果批評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無疑地就是指責共産國際，這樣，“左”傾領導者勢必會以“反國際”的帽子反攻，從而引起會議的混亂，這樣就連迫在眉睫的軍事路線問題也難解決了。自從20世紀20年代俄共黨內開展反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鬥爭後，共産國際給各國黨的指示，都是以反右傾機會主義作為黨內反傾向鬥爭的中心的。在中國共産黨內，王明等也是以大反右傾機會主義為旗號對黨的各級組織實行“改造”和“充實”，從而取得了共産黨的領導權的。那時，在黨內只能反右傾不能反“左”傾，似乎已形成一種習慣的看法。
因此，遵義會議決議只提反右不提反“左”，不但能使一般的同志容易接受，而且即使犯有“左”傾錯誤的領導者也因為這一提法符合共産國際的指示精神，而找不出反對的根據了。
雖然遵義會議決議中只提反右不提反“左”有著歷史的局限性，但是絲毫無損於遵義會議的偉大歷史意義。遵義會議集中全力解決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紅軍和黨中央的實際領導地位，在革命的危急關頭，挽救了黨和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作為中國共産黨歷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捩點而載入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