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高舉“北上抗日”的旗幟，開始長征。但遵義會議既沒有討論“抗日問題”，也沒有確定“北上抗日”為當前行動方針。其主要原因：一是中央紅軍當時處在生死關頭，亟待解決的是根本轉變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問題。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二是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當時已趨低落，日本帝國主義雖在積極準備擴大侵略華北，暫時尚未採取大的行動；毛澤東等雖然關心日本侵華動向，卻並無法預見後來發生的華北事變。因此，抗日問題在已有明確方針的情況下，似無急於討論的必要。三是抗日問題的討論，勢必要檢查批評“左”傾關門主義錯誤，從而導致否定“左”傾政治路線，這是犯“左”傾錯誤的多數領導者當時難以接受的。如果勉強討論，很可能影響對軍事路線和組織問題的解決。加上當時軍情急迫，時間短促，會議沒有討論抗日問題，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