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5日，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因為顧順章在被捕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共情報保衛機關即特科的具體工作的負責人，所以他的叛變對黨中央各機關的安全造成極大威脅。在當時形勢異常緊急的情況下，周恩來同志挑起了全面負責處理這一事變的重擔。他在陳雲等同志協助下，以驚人的機智果斷，搶在敵人襲擊黨中央機關之前，採取了一系列妥善有效的措施，經過幾個日夜不眠的緊張戰鬥，就迅速地把局面穩定下來。敵人妄圖破壞中共中央機關、逮捕中共中央領導人的計劃遭到破産。
事情過後，敵人因為陰謀的破産而十分惱火，將搜捕的最主要目標集中到周恩來身上。1931年9月，國民黨作出懸賞通緝周恩來的決定。同年11月又以顧順章的名義在上海各報連日登出懸賞緝拿周恩來的緊急啟事。但敵人卻始終找不到周恩來的蹤跡，他們的反革命計劃又一次成為泡影。敵人便又施出慣用的造謠誣陷伎倆，用“伍豪”（伍豪是周恩來曾用過的筆名）的名義在1932年2月中旬至下旬的上海各報登出所謂“伍豪等脫離共黨”的假啟事。敵人在這個偽造的啟事中，所以用“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啟”的名義，不單單是由於搜捕中共地下黨遭到失敗，更重要的是因為周恩來是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黨內、國內享有崇高威信。敵人妄圖利用這種伎倆，造成中共黨內的混亂，瓦解中國共産黨。
國民黨偽造的啟事登出以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立即予以揭穿，進行了有力的回擊。在敵人拋出偽造啟事的第二天，就用當時在白色恐怖下所可能做到的公開否認的巧妙辦法，寫了一個實際上是辟謠的啟事。這個啟事登在2月22日的《申報》上，全文如下：“伍豪先生鑒承于本月18日送來廣告啟事一則，因福昌床公司否認擔保，手續不合，致未刊出。申報館廣告處啟。”
這顯然是一條很特別的啟事。從內容上看，這樣的廣告處啟事，極少先例。照一般情況，報刊不同意刊登某一啟事，直接答覆本人就可以了，絕不會在廣告欄內再這樣刊登出來。再從時間上看，伍豪要登而未能登出的啟事是2月18日送給申報館的，當時從2月16日起，《時報》、《新聞報》等先後登出了“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申報》也在2月20日、21日連續登載了同一個偽造的啟事。22日申報館廣告處又發表了拒絕刊登另一個“伍豪啟事”的上述聲明。這樣一種安排，使人一看就會聯想到，這另一個“伍豪啟事”，是為否認“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而寫的，只是懾于國民黨的威脅，《申報》不敢刊登罷了。
與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公開報刊以曲折的筆法登出辟謠啟事的同時，中共中央又在1932年2月27日在上海出版的黨報《實報》上，以伍豪的名義，登出了《伍豪啟事》，駁斥了國民黨的種種造謠誹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