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蔣介石結束了與閻、馮、桂的中原大戰後，調集重兵準備“圍剿”各蘇維埃區域。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蘇區中央局，指定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任弼時、朱德等9人為委員。周為書記，暫由項英代理。１９３１年3月5日，任弼時率中央代表團到達蘇區，4月17日即參加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
任弼時等為什麼在中央局擴大會議後提出“以毛代項”呢?原因是：
第一，項英領導指揮戰爭能力弱。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接受國際來信和四中全會的決議》指出，“中央局對目前形勢的估計是錯誤的”，沒有認識到擊破反革命“圍剿”是“中國目前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問題”，反而把“反軍閥混戰”作為主要口號，這就“有放鬆我們的主要任務——擊破敵人進攻——的執行，産生等待軍閥戰爭的情緒的可能，僅只因為過去總前委已經有了正確的估量，才沒有發生這種不良結果”。4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討論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時，代表團傳達了中央的指示，即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圍剿’，則可考慮轉移”。會上，毛澤東、朱德等堅決反對轉移和“分兵退敵”的主張。最終中央代表團贊同毛澤東、朱德的正確主張，作出堅決進攻，持久作戰，在蘇區內消滅敵人的決定。通過這場爭論和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任弼時評價：毛澤東“有獨特見解，有才幹”，對項英，“則覺猶豫不決(特別在軍事行動上)，領導戰爭能力弱，故有推毛為書記事”。
第二，對平分土地動搖。項英不但“沒有採用過去鬥爭的經驗”，反而一般地批評“平均分配是幻想”；沒有了解“中國土地革命是帶了殘酷的農民戰爭的形式，以人口平分才能迅速的爭取群眾”，“不審慎”地決定“以勞力為主以人口為輔的分配方法”。
第三，認為項英處理“富田事變”不當。因打“AB團”而引起的“富田事變”是一個複雜的問題。“AB團”是一個錯案。1930年12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派人到在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及第二十軍捉拿被誤認為是AB團的分子，二十軍少數領導人對此嚴重不滿，提出分裂紅軍領導的錯誤口號，釀成事變。而項英“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黨內派別鬥爭，因此喪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夠領導”。
總之，任弼時等提出“以毛代項”是多種因素的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