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4日，紅四軍前委在寧岡柏露村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上作出了向贛南進軍的決定，直接目的是為了在經濟上擺脫“萬不得已”的困境，在軍事上粉碎敵人對井岡山的“會剿”。開闢贛南、閩西根據地是紅四軍下山遇到新情況後才決定的。理由有三：
第一，井岡山時期，紅四軍堅持以寧岡為中心，反對向贛南出擊，這是前委的一貫指導思想。認為紅軍“只有用全部力量與之爭鬥，決無退卻拋棄”。堅信“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週發展，前途希望是很大的”(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1928年11月25日)。同時對中共中央及湘贛兩省委要他們離開井岡山向贛南或湘南發展的指示也進行了抵制。正如紅四軍前委在1928年11月寫給中央的信中説：“以贛南為退步的話，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路，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為了經濟計，而不是政治意義。”可見，創建和發展贛南根據地的構想當時是沒有的。
第二，柏露會議決定紅四軍下山，正是為了擺脫經濟危機的權宜之計。據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説：“湘贛兩省反動軍隊，正在調動部署，準備‘圍剿’井岡山。當時紅四軍還是草鞋單衣，冬服未解決，無鹽吃，每天三分錢的飲食也難解決，只有離開井岡山到白區打土豪才能解決。”還講：“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時，計劃轉移到敵後，也就是敵之外翼，配合守山部隊，尋找戰機夾擊敵軍，以打敗敵軍‘圍剿’。”陳毅在《關於朱毛軍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説：“紅軍對於敵人三省會剿決定以四軍出發贛南遊擊向吉安一帶推進。”而吉安又是敵軍在贛西南的大本營，向吉安展開進攻就是圍“魏”以解“趙”，即解井岡山之圍。楊克敏在回憶中也指出，紅四軍出發的原因，第一是經濟問題，再則是為了應付敵人的第三次“會剿”。從這些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1929年紅四軍主力下山的任務，不是為了開闢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
第三，紅四軍下山後，客觀上確實開闢了以瑞金為中心的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由於紅四軍主力下山後發生了意料之外的情況，敵人尾追在後，並把紅四軍向南趕，而敵人又沒有放鬆對井岡山根據地圍攻，紅四軍經過一番長途跋涉和英勇頑強的鬥爭，到1929年2月中旬才到達吉安附近。但得知井岡山已失守，在閩粵交界處遊擊，無法按原計劃威脅敵人後方並配合守山部隊夾擊敵人。於是紅四軍前委決定在國民黨新軍閥混戰時期，在閩西、贛南20余縣的範圍內，用遊擊戰術來發動群眾公開割據，深入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並以此割據和湘贛邊的割據連接起來，形成一堅固勢力，以此作前進的根基，結果開闢了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這是紅四軍前委下山後遇到新情況後提出的新任務，這種思想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