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大罷工，也叫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這場罷工是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罷工。無論從罷工的前期準備上，還是對組織罷工的籌劃上，還是在罷工進行中的指揮上，都離不開中國共産黨的領導。1923年1月5日，京漢鐵路總工會第三次籌備會議在鄭州召開。會議認為建立總工會的條件已經成熟，決定2月1日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1月底，各地代表數百人陸續到達鄭州。正當即將開會之時，吳佩孚發來電令，禁止鐵路工人于2月1日在鄭州舉行大會。次日，吳佩孚從洛陽電令鄭州駐軍師長靳雲鶚對鐵路工會活動實行監視，不準工人舉行集會。吳佩孚的這些行徑引起了工人們的不滿。總工會決定舉行總罷工表示反抗，並將總工會移至漢口江岸辦公。
罷工前，在中共的指導下，總工會對罷工進行了詳盡週密的佈置。既有指揮全局的，又有各地執行總工會命令的負責人。2月4日，總工會一聲令下，全路開始了大罷工，京漢路變成了一條僵死的長蛇。在中共組織和總工會的領導下，罷工有秩序地進行。罷工工人向旅客散發傳單，説明工人的自由權被摧殘，不得已而罷工，取得旅客的同情和支援；向全國各界揭露吳佩孚等反動軍閥的罪行。工人內部的組織也十分整齊嚴密，各會員聽命于各分會，各分會聽命于總工會，秩序井然。罷工爆發後，吳佩孚、蕭耀南、曹錕、趙繼賢等反動軍閥在英帝國主義的指使下，往返電商，密謀策劃，血腥鎮壓罷工工人。4日，敵人採用高壓手段，強迫復工。5日在鄭州逮捕了鄭州鐵路工會委員長高斌等人，對他們軟硬兼施、威脅利誘甚至嚴刑拷打，威迫他們開車復工。他們始終堅持“非得有總工會命令，不能開車”。高斌慘遭酷刑，不久犧牲。7日，吳佩孚對京漢全路罷工工人實行了大規模的鎮壓，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廣大工人受到迫害，鄭州中共組織也被破壞，工人在鬥爭中爭得的權益全部被剝奪，工會全部被封閉。面對北洋軍閥的殘酷鎮壓，中國共産黨繼續領導人民進行戰鬥。
慘案發生後，中國共産黨立即發出《為吳佩孚慘殺京漢路工人告工人階級與國民書》，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表了《告全國工人書》、《警告國民書》，揭露吳佩孚一夥的反動面目，號召全國工人和民眾聯合起來，打倒軍閥。全國鐵路工會籌備會、青年團中央也發出了通電和宣言，譴責吳佩孚罪行。京漢鐵路大罷工充分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最勇猛的奮鬥精神，和最偉大的犧牲精神。它以工人的頭顱和鮮血，進一步喚醒了中國人民，使人民更加認識到帝國主義勢力和封建軍閥是中國各族人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與之鬥爭到底。這次罷工擴大了中國共産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影響，同時也為中國共産黨開展日後的革命活動積累了經驗。總之，從整個罷工的經過來看，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了這場罷工。這對於當時還處在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産黨是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罷工雖然失敗了，但共産黨人並沒有消沉，而是在積蓄更多的力量，準備進行更大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