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為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60週年而編寫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有關中共一大的資料中將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數定論為13人。長期以來，黨史研究學界對出席中共一大代表的研究頗多，涉及的範圍既包括人數的問題、年齡的問題及其代表所在的地區，還有關於一大代表後來的職務問題等等。在這裡我們僅就董必武為什麼曾經堅持認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問題加以考證。
關於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數問題，歷來有三種説法，一種是認為有12人，不包括包惠僧。其依據是譯自俄文的《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文寫于1921年下半年，大概是某個或某幾個與會者會後寫給共産國際的報告。文中説“參加大會的有12名代表，他們來自7個地方，包括上海在內，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我們應當承認，在目前尚未發現“一大”的中文原始材料的情況下，在證實一大出席人數的問題上它是第一手的、權威的。董必武在鑒定此文後就曾指出“這個文件雖非中文原本，在未發現其他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第二種説法是認為有13人，包括包惠僧。其依據就是陳潭秋在1936年所寫的《回憶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包惠僧《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後的回憶》和尼姆威爾斯著的《中國共産黨人》中記載董必武在1937年的回憶中也曾説過有13個代表參加了這次會議。第三種説法就是認為有13人參加，但包惠僧是列席代表。其依據有李達1957年3月《關於包惠僧的代表問題復中國革命博物院信》，和劉仁靜1979年4月接待《邵維正訪問的回憶》。從上述的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到關於中共一大代表人數的爭論焦點就在於包惠僧的代表資格問題上。經過考證我們認為包惠僧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他是受陳獨秀指派出席這次會議的。這與董必武曾經堅持認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説法一致。但是，在1971年董必武又提出“一大”代表是12人，包惠僧是“列席”的，“不是代表”的説法。為什麼董必武會出現前後不一的説法，這與當時某種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是分不開的。董必武關於包惠僧不是正式代表的回憶是發生在解放後的，在這段時期中包括毛澤東回憶在內大多數人都贊成出席“一大”代表的12人説法。而且加上包惠僧又曾經脫黨的情況，所以，董必武在一個時期內把包惠僧排除在正式代表之外，是可以理解的。總的來説，董必武曾經堅持認為中共一大代表是13人的説法是有據可依的，後來回憶發生的變化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樣關於中共一大代表人數的問題也有了較為科學的表述，那就是在《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的提法：出席代表大會的各地共産主義小組推舉的代表12人，他們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參加大會的還有陳獨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