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為了改變生活現狀，楊小鳳加入了農村人口外出務工的大潮。這批最早自力更生追求更好生活的普通人，加速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近三十年來，數以億計的楊小鳳和她們舉家遷徙的軌跡，匯成了中國人口流動的地圖。今天，在“十三五”期間，如何讓政策落地，使包括他們在內的全社會共用制度福祉，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關鍵。
農曆1991年臘月十九早晨七點，兩輛農用四輪車顛簸在鄉村小路上。一位楊姓少女穿著劉家給她定制的紅棉襖坐在頭車，身後的四輪車上，是結婚的彩禮。這天，彼時20歲的楊小鳳嫁給了劉莊18歲的劉軍。
1991年，故事的主角還是“楊姓少女”。2016年，昔日少女不再僅是“母親的女兒”，還是丈夫的妻子、兩個兒子的媽媽、孫子的奶奶和食堂的廚師。這些年，楊小鳳的角色在這些身份間快速切換著。
“鏗鏗鏗鏗鏗——”
清晨五點半，北京五環外的朝陽區金盞鄉皮村，在某機構的食堂廚房裏，楊小鳳開始了一天的工作。她左手壓著豆皮，右手執刀，嫺熟地斬出了粗細均勻的絲。
在食堂，楊小鳳負責午餐和少部分員工的早晚餐。從食材挑選，到燒菜、刷鍋，全要由她來完成。為了能及時開餐，楊小鳳經常主動加班，平均每天要在廚房忙碌14小時，一個月下來能拿到2500元左右的工資。
儘管辛苦，可楊小鳳仍然十分珍惜這份工作。2016年，是她在此工作的第八個年頭，也是她在外打工的第十六年。
1999年，在村中幫人蓋房掙錢的楊小鳳的丈夫劉軍，因為長時間作息不規律患上了胃病在家靜養，眼見地裏的糧食收入無法維持全家人的生活開支，楊小鳳留下丈夫和6歲的兒子，離開家庭所在的河南省駐馬店市正陽縣，外出打工。
十六年間，除了北上到河南鄭州支過早點攤，南下到廣東深圳的毛線廠、傢具廠做過女工，楊小鳳還有三進北京務工的經歷：第一次因受“非典”影響，所在飯店關閉而回家；第二次因準備去深圳務工而回家；2008年，楊小鳳第三次進京了。次年，她把整個家都搬了過來。
現在，楊小鳳在食堂做飯，丈夫劉軍在周邊工廠做零工，小兒子川川在皮村唯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唸書。夫妻二人和小兒子住在離楊小鳳上班地點不遠的出租屋裏，大兒子已娶妻生子，房子租在了楊小鳳的同一個社區。想念孫子時，楊小鳳一家隨時都可以步行到大兒子的住處看望一下。
楊小鳳家所在的皮村，位於北京市東北方向的五環與六環之間，離最近的地鐵站有十公里遠。因為生活成本較低，皮村聚集了大量像楊小鳳一樣的外地進京務工者，這些人大多在皮村內外大大小小的傢具建材廠打工。白天，大人們去上班，孩子們則去專門為打工子弟開辦的學校唸書。一到傍晚，皮村的商業街便會熱鬧起來。
從行政區域上講，這裡是首都北京；從城市化特徵上看，這裡是北京的城鄉接合部。作為城鄉交錯地帶，皮村沒有一線城市中心區的繁華，沒有一線城市發達的公共交通系統和完善的衛生、醫療服務設施。
“在這不用種地，打工比種地掙得多。”但對楊小鳳來講，這裡的生活品質已經比老家上了一個臺階。“在這兒，想吃點東西可以上超市買。在我們老家，孩子想吃零食哪有地方買？見都沒見過！”
對更好生活的嚮往，讓像楊小鳳一樣自力更生，渴望脫離貧困的農民走出農村；城市高速發展創造的就業機會，吸引了大量像楊小鳳一樣的農村戶籍流動人口來到北京；長期城鄉分治的“二元化”向“一體化”管理體制的過渡階段，又恰好在北京為楊小鳳和楊小鳳的家庭留出了容身之處。
據國家統計局2016年數據，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7747萬人，比上年增長1.3%。其中，外出農民工16884萬人，增長0.4%；本地農民工10863萬人，增長2.7%。
在外出農民工中，有近21.3%的人是舉家外出，64.7%流入了地級以上的城市，其中，8.1%流入直轄市，22.4%流入省會城市，34.2%流入地級市。跨省流動農民工77%流入地級以上大城市；省內流動農民工53.9%流入地級以上大城市。
最新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 ，農民工在第一産業從業的比重為0.5%，在第二産業中從業的比重為56.6%，在第三産業從業的比重為42.9%。其中，從事批發和零售業的農民工比重為11.4%；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農民工比重為6.5%；從事住宿和餐飲業的農民工比重為6.0%。
中部地區從事第三産業的比重提高，主要是從事批發和零售業、住宿和餐飲業的農民工比重提高。其中，從事批發和零售業的農民工佔13.2%，從事住宿和餐飲業的農民工佔6.5%。西部地區第三産業比重提高，主要是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的農民工比重提高。其中，從事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的農民工佔8.7%，從事住宿和餐飲業的農民工佔8.3%。
農民工：指戶籍仍在農村，在本地從事非農産業或外出從業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
本地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以內從業的農民工。
外出農民工：指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農民工。
數據來源：《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
2016年1月19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15年國民經濟運作情況。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7.7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6.1%
像楊小鳳這樣數以億計的農村籍的進城務工人口，加速著中國的城鎮化。
“過去的十年裏，中國的城鎮化，大概有25%是由農民工做出的貢獻，也就是説我們的城鎮人口比重提高的過程中，裏邊有25%來自於農民工進城，這是我們目前的現狀。”2015年10月，研究勞動經濟學、人口經濟學的權威學者蔡昉在北京新興市場論壇上表示。
儘管常住于城市，但由於戶籍等原因，進城務工的農村人口常常無法享受到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務。同時，他們的離開，往往造成了家庭結構、輸出地和流入地的性別結構、年齡結構、就業結構等的多方面變化。
原本，楊小鳳打算繼續在北京打工掙錢。2014年，大環境突然的改變，讓她不得不重新思考未來的規劃。
2014年7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意見》強調，“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常住人口有兩千多萬的北京市當屬其中之一。北京市“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深入落實首都城市戰略定位”是首要要求。同時，配合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落實“疏解非首都功能”，北京出臺《禁限目錄》，關閉了城區中的一般製造業，拆並疏解了商品交易市場。這些被調整的行業大多為吸納了較多外來人口的行業，也正是楊小鳳們和她們的家庭、工友大多從事的行業。
就目前狀況來看，若舉家遷往別的城市，意味著一家人要重新開始；留在北京，孩子將因學籍問題無法享受義務教育；回到老家農村，種地是唯一的選擇，一家人將重新面臨貧窮的困境。
“掙不到錢，將來幺兒子怎麼唸書，蓋房子，娶媳婦？”
此外，由於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面對漸漸消失的人口紅利，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正逐步轉變為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新常態。傳統産業從業者若不提高自身技能，尤其是最早一批從農村走出的“楊小鳳”們，將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現代産業體系，這不僅會導致他們被取代、被淘汰，還會錯失新型城鎮化中提升生活水準的機遇。而當他們被迫回到農村時，由於長期離開土地，也將面臨無法適應現代農業生産方式的問題。
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明確了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構築現代基礎設施網路等發展規劃。這些規劃的落地實施將創造多領域、多地區的就業機會，推動新型城鎮化、全力實施脫貧攻堅、提升全民教育和健康水準、提高民生保障水準、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等發展規劃的提出，從頂層設計上為楊小鳳們和她們的家庭、工友們努力確保均享基本公共服務、共用制度福祉的機會。
對“楊小鳳”們而言，“十三五”時期是挑戰更是機遇。能否切實享受到制度福祉，還需要看各項規劃的落地。2016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履行職責、行使權力，共話各項發展規劃的落地建議。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構建以政府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場為主滿足多層次需求的住房供應體系，優化住房供需結構，穩步提高居民的住房水準。全國人大代表易鳳嬌表示，外出打工居住條件差，成本高是最頭疼的事。雖然説最低工資標準每年都在調，但是房租一樣在漲，甚至漲得更多。易鳳嬌建議，將異地務工人員的居住問題納入城鎮住房保障規劃，加大住房保障投入異地，為異地務工人員提供更多的公租房和保障房，取消申請公租房的戶籍限制條件。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堅持全民覆蓋、保障適度、權責清晰、運作高效，穩步提高社會保障統籌層次和水準，建立健全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全國人大代表陳雪萍表示，有些農民工不願將戶口遷到城鎮，是因為他們的養老保險繳費記錄無法隨人轉移，拿到城鎮戶口後，若未達到累計繳費年限，將無法領取養老金。陳雪萍建議，可建立個人養老保險賬戶累加、轉移、補繳機制，使這部分農民工在拿到城鎮戶口後，通過累加、轉移、補繳等方式，享受城鎮養老保險待遇。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加快完善現代化教育體系、全面提高教育品質，促進教育公平，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全國人大代表潘永興表示，建議各級政府部門應堅持保障隨遷子女義務教育公平的基本原則，在科學預測城鎮化進程的基礎上，合理編制城鎮中小學佈局規劃，確有需要，應擴建或新建公辦學校以滿足隨遷子女義務教育需求。同時，應著力推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縮小城區內校際間辦學條件、師資隊伍、教育品質等方面的差距。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融入發展各領域各環節，鼓勵各類主體開發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態、新模式，打造發展新引擎。全國人大代表蔡繼明表示，我國中小企業數量佔97%，80%的城鎮就業崗位是由中小企業創造的。而相對於歐美企業平均生存年限12.5年，日本企業平均壽命30年，我國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2.9年。城市化是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為此必須首先讓農民完成就業轉變，即從務農轉變為非農就業。蔡繼明建議，我國政府在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同時，一方面要把支援和發展中小企業作為一項基本國策，另一方面著眼于延長中小企業的生命週期，加強對中小企業的診治、救助，從而使數量眾多生命週期較長的中小企業吸收更多的農民工就業。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完善扶貧脫貧扶持政策，健全扶貧工作機制，創新各類扶貧模式及其考評體系，為脫貧攻堅提供強有力支撐。全國人大代表孫東林表示，目前，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群體大多家庭較為貧困，也屬於精準扶貧的主要群體和對象，通過培訓、就業、創業可以成為幫助農民工群體脫貧的策略之一。孫東林建議，開辦農民工專業技能培訓園，以免費的職業化技能培訓，提升農民工綜合技能。他建議，有條件的地區，可分別開辦市級和縣（市、區）兩種類型園區，由當地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統一規劃、組織，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同時，可以與當地的職/技校合作，確保場地、師資和設備的力量，可根據企業的需求，實行定向、定單、定崗培訓。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制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動。人大代表朱正栩表示，目前的工傷認定以及相關的勞動爭議處理程式在制度設計上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實踐中間環節繁多、週期過長，非常不利於一些弱勢勞動者依法維權。她建議，在立法中把工傷認定權賦予勞動爭議仲裁部門和人民法院，在此基礎上，簡化工傷賠償程式，充分發揮勞動爭議仲裁機構的職能作用，一次性調查是否存在勞動關係、是否構成職業病或工傷、工傷賠償數額，將勞動關係確認、工傷認定和工傷賠償數額確定等多個程式合併，簡化至一個仲裁程式中。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就業崗位，著力解決結構性矛盾，鼓勵以創業帶就業，實現比較充分和高品質的就業。全國人大代表秦真嶺介紹，他所在的胡寨鎮草廟村曾是江蘇省首批貧困村，以前外出打工人口五六百人，如今該村大力提倡“百姓創家業，能人創企業，幹部創事業”，創造了多層面的就業崗位，已經吸引了一半的外出務工者回到家鄉工作。秦真嶺建議，現在的農村發展不僅限于農業，要鼓勵家鄉的能人創企業，提供多元化的就業崗位，吸引外出的年輕人返鄉，用武裝後的頭腦和積攢的社會資源建設家鄉，以此形成良性迴圈。
國家“十三五”綱要提出，統籌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常住人口市民化激勵機制，推動更多人口融入城鎮。全國人大代表曾香桂表示，實現家庭團圓是當代中國農民工最重大的訴求，農民工市民化過程中，應幫助農民工打造一個完整的家庭，避免出現農村老人、婦女、兒童留守現象。對此，曾香桂建議，採取“先城市後社區，先小孩後全家”的農民工市民化融合的路線圖，以漸進的方式實現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上級行政機構除了出臺保障政策，還要將農民工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務的資金資源落實到社區。同時，還應適當幫助隨遷子女解決城市“入學難”問題。
1987年，巨曉林走出陜西農村，成為了中國中鐵電氣化局一公司的接觸網工人。近三十年間，他先後被貼了很多標簽：全國“勞模”、全國人大代表、中華技能大獎獲得者、國家級技能大師等。2016年初，他當選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
巨曉林只有高中學歷，今天取得的各種成績，源於他認真鑽研的態度：30年的工作中，他共寫下了80多本、數十萬字的工作筆記，設計研發和革新工藝工法98項，創造經濟效益900多萬元。有媒體評價到，“他從一名普通農民工成長為知識型新型工人、農民工楷模。”
2016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巨曉林提出了數個有關維護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建議。例如，他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和相關企業，為農民工制定個性化的國家政策解讀方案，以加強國家政策、法律知識的普及和教育，方便農民工有效維權；完善社保轉接系統，方便農民工在更換工作城市時社保資訊的及時轉入。
在履行代表職責、給國家提出建設性意見的同時，農民工出身的他，還給在外打工的工友們分享了走出農村融入城市的奮鬥經驗：
“找到一份和你技能相適應的工作。比如，你是瓦匠、油漆工或者是電力工，找到最能發揮你技能的工作，如果這份工作還能讓你在技能上有所提高，當然是最好的。
找到一個和你技能相匹配的崗位。有一個能發揮你的特長的穩定的工作崗位，這非常關鍵。在這個崗位上，要抓住單位或者企業提供的一切機會提升自己。這樣，即使這個企業不要你了，你到下一個企業還可以繼續幹。
另外，既然到了這個單位，也幹了，你就要全面融入這個單位，包括管理上的融入。踏踏實實地，把自己的專業和技能全身心地發揮到崗位上來，做好自己的工作。這樣，企業可以信任你，社會也能信任你，這也是企業可以把你長期留住的一個最關鍵的東西。
還有一個，要學好法律知識，掌握一些新政策，要維護好自己的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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