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周小川出席中國人民銀行新聞發佈會。當日，中國人民銀行在上海舉行新聞發佈會，央行行長周小川出席並回應了中外媒體關注的問題。新華社記者 裴鑫 攝
《經濟學人》：周行長您好，我是來自《經濟學人》的記者。感謝您舉辦此次記者發佈會，這對媒體來説是非常好的事情，對人民銀行也是非常好的事情。希望這個媒體發佈會能舉辦得更頻繁些，不僅僅是在G20和兩會期間。我想提的具體問題是關於中國的債務水準，包括家庭部門、公司部門和政府部門，目前債務水準加起來超過了GDP的250%。我們的信貸增速非常快，而經濟增速已經開始下降，這意味著整個債務比例會不斷上升。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您有什麼看法？債務比例是否有一個上限？別的一些國家經歷了這樣的快速債務擴張后，也經歷了一些經濟的動蕩，甚至會帶來經濟的危機。您認為中國在這方面會有什麼不同的表現？
周小川：中國政府包括我們中央銀行都是高度關注。我們也精心進行國際比較。經過比較以後發現，債務問題確實像您所説的，中國債務比GDP是比較偏高的。同時債務比GDP還在繼續增長，需要引起警惕。是不是説有一個尺規，超過就會出問題，這個我們經過仔細研究也沒有發現非常明確的規律。總之這個問題在宏觀經濟調控中是需要加以警惕的。
每個國家為什麼不一樣，我們説中國有中國的特點。中國的特點，我們也有一些內部的討論，我想有三個因素特別需要關注。一個是中國的儲蓄率高，接近50%，這裡面也包括政府儲蓄、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是這三個部門的總儲蓄。其中最主要的還是居民儲蓄，其次是企業儲蓄。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儲蓄都是百分之十幾，有的國家低到一位數，所以這是不可比。
這麼多的儲蓄，並且都是自願的儲蓄，它就會想辦法使用。由於我們資本市場還在發育的過程，所以大量儲蓄是走銀行系統，當然也有一部分走債券市場。這部分的金融媒介把這些儲蓄轉變為債務，所以債務就會顯得比別的國家高一些。做橫向比較的時候要注意這個因素。
第二個因素就是剛才也已經提到的，如果一個國家股本融資、股票市場發育得比較成熟，就會有很多資金通過股本融資變成企業的股權，那麼債務就可以少一點。這個也是金融基本原理中大家都學到的。
中國也是有強烈的願望使股本融資的市場更好的發展，我們也確實下了很大的力氣。但是確實也不能拔苗助長，所以它是有一個自然發展成熟的過程。這個過程中，仍舊是我們所説的所謂間接融資、特別是債權融資的渠道還是相當主要的渠道，所以也導致債務佔GDP的比重偏高和繼續增長。
第三個，中國是從70年代末期開始改革開放，過去中國還是一個比較窮困的國家，每人平均GDP低，每人平均財富非常少，沒有過多的積累。不像一些發達國家經過了一二百年甚至幾百年的積累，財富存量比較大，所以轉換為投資時不需要借錢。中國白手起家，過去底子太薄。現在機會又很好，有那麼多的機會大家可以辦企業、可以投資等等。機會又好，又沒有底子，怎麼辦？就靠借錢，這也是其中一個因素。我們相信隨著中國國內的財富，特別是企業、個人的財富慢慢開始積累以後，靠借債的做法也會有所降低。所以對這個事還是要有耐心，我們既要防止過高債務率可能出現和造成的問題，充分吸取國際經驗，與此同時我們也要審慎分析我們自己的國情，尋找一條道路逐步緩解這樣的現象。謝謝。
第一財經日報：我是第一財經日報的記者。金融危機以後各國推進了宏觀審慎改革，我國“十三五”規劃指出改革要完善適應現代金融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您認為金融監管框架最優模式是怎樣的？
周小川：您的問題實際上涉及兩個部分：一個是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也是G20的成果之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後，G20國家共同努力借助巴塞爾委員會和金融穩定理事會的研究，在此基礎上，G20領導人正式批准同意使用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應對危機。這既包括加強監管，也包括金融政策要有逆週期性，防止經濟大起大落，逆週期進行調節。與此同時，G20也根據對危機的研究和新的體會在規則方面修訂了一部分過去的金融監管和評價指標體系，或者建立新的指標體系來使宏觀調控更加審慎。此已達成共識。當然各國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應考慮各國國情，包括體制、法律。所以各個國家是按照此框架執行，但情況不一樣。執行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不一定意味著要有監管體制改革，監管體制改革是一個更複雜、更具有挑戰性的題目。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大家發現監管體制有些不令人滿意，甚至有些缺陷會導致某些問題的突發或者某些問題的潛在的發展，因此大家都有願望要改革金融監管體制。有的是漸變，有的動作較大，全球實踐不同。有一些傾向性的意見，但沒有一個完全一致的模式。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管體制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作和政策框架的執行。當然，除此以外，還應考慮其他一些因素。
香港商報：我是來自香港商報的記者。目前歐洲和日本已經在推出負利率，美國一直在釋放加息的預期。實際上全球貨幣政策的這種相互背離的情況是越來越清晰和嚴重了。中國在這個政策的博弈中，已經變成越來越重要的一環。我想請問周行長，您覺得我們中國現在對建立全球更安全的金融體系，有什麼樣的倡導和建議？
周小川：這個問題我理解是分了好幾個方面。首先是各國貨幣政策可能不一樣，有人搞負利率，有人搞加息。從對傳統的經濟學和貨幣政策方面的研究，過去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現象。因為全球化發展沒有進入那麼高度的情況下，貨幣政策主要就是調節國內經濟的，特別是國內的總需求。各個國家那時候聯繫不那麼緊密的時候，各國經濟情況就是不一樣，有的國家高通貨膨脹，有的國家低通貨膨脹，有的增長很好有的增長不好，有的總需求大於總供給，有的總供給大於總需求，也就是産能利用率不高。各個國家就是不一樣，那就採用不一樣的貨幣政策調節。所以過去存在這樣的情況，沒有太大的疑問。
但是最近一二十年全球化水準提高了，所以大國經濟的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開始比較強調了。雖然是你的國內政策，但是你對別人有影響了，影響資本流動，會産生套利交易等等。因此就強調每個國家仍舊是為自己的經濟制定貨幣政策，但是與此同時你要考慮到外溢效應，要加強溝通，要討論，先不説是否能夠做到相互協調，但是至少大家應該通氣。G20就是一種場合，巴塞爾的中央銀行行長會議也是一種場合，金融穩定論壇也是一種場合。
現在很多問題還在探討之中，比如説關於外溢效應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如何對待的問題，還在探討之中，還沒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論。
至於金融安全的問題，更多的是危機傳導，不是常規情況下的貨幣政策相互影響。就是出了危機以後，危機從這個國家一下傳到那個國家，相互傳導，需要有一個安全的體系。對於危機傳導，在國際上特別是G20提出了這麼幾個方面，我説得不一定全。第一個要處理好“大而不能倒”，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包括系統重要性銀行，防止這些機構跨國之間的衝突。再有一個就是監管體系的跨國合作和監管標準的統一化。不能説一個機構在這兒監管松，在那兒監管嚴，結果出了問題機構又相互傳導。再一個就是跨境處置，也就是説如果有的機構關閉破産了，它又是有跨國業務，相互之間會傳染，涉及安全問題和公平問題，跨境處理要合理化，要有一些事先的準備。最後一條就是，G20也有一個意見，大家可能不一定都注意到，就是要求大家考慮存款保險的核心原則。因為金融機構出了問題，什麼叫安全網，就是説你如果有存款保險的話，就能把局部的問題給圈住，不讓它迅速擴散，防止相互衝擊和傳染。跨國之間也有這個問題，特別是歐元區，所以歐元區也對於存款保險做了重要的改革，它也是跨國的，但還是一個貨幣體系。
金融時報（中國）：我是金融時報的記者，這個問題關於中國的貨幣政策方面的，您最近曾經講過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很多國家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過度依賴貨幣政策會對經濟發展造成怎樣的不利影響、後遺症，如何著力才是合理適度的？
周小川：我確實前一段時候提到了關於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的問題，但是你不要理解這是我個人的觀點，實際是國際上都在討論的。我記得兩年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有不少人都關心。但是像這種問題學術性比較強，所以也會有不同意見。但是總的背景是什麼呢？危機出來以後，大家要抓緊應對，不能看著情況這麼壞下去。復蘇如果沒有動力，那麼你要想辦法使復蘇的政策能夠儘快出臺。分類上來講可能就是你會考慮三方面的政策：一個是貨幣政策；一個是財政政策；一個是結構性政策，包括結構性改革。
大家就會發現實際上貨幣政策的靈活性是比較大的，因為各個國家現在的經濟體系中，貨幣政策由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負責，雖然大家之間可能有些差別，但都有一些貨幣政策的工具可以使用了。
財政政策應該也相對比較靈活一點，但是各個國家情況不一樣，有的國家赤字已經偏高，債務總水準、政府債務已經過高，餘地就變得比較小，大家就説財政政策的空間各個國家不一樣，有的國家有空間，有的國家空間比較小。此外財政政策的一般的程式都是需要國會批准，有時候會引起爭論，雖然應該用財政政策，但是有爭論一時批不下來，你也就不能用了，這個也是約束更多一點。
結構性政策有的是中期才見效，所以大家有時候等不及，你感冒發燒了就想先把發燒降下來，“治本”的事也重視，但是可能會慢一些。另外有一些結構性政策，包括比如説勞動力市場問題，包括醫療、養老這樣的問題，還有創新等等，有的政策是比較痛苦的，特別是像勞動力市場這樣的問題比較痛苦一點，不那麼順利。因此就導致貨幣政策由於能定得比較快一點，所以大家都用。
我個人覺得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貨幣政策在應對危機中確實也做出了很多適當的反應，緩解了危機，對度過危機、加快復蘇，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別的政策應該跟上，你光用貨幣政策就有可能過度。貨幣政策如果用得太多，效應就有可能出現遞減。所以，我認為最近兩三年全球議論比較多的，也包括在G20場合下議論的就是説貨幣政策用得不少了，還是要悠著點，意思是不要寄于過高的期望值，還是要加強使用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政策，從這個角度來説的。
那麼至於像宏觀經濟政策來講，應該説任何政策都是有正反兩個方面的效果。我們説都是工具少、目標多，所以你拿一個工具來評價，肯定在這方面起正作用，可能在別的方面起點負作用，這個需要平衡好，但是不一定説叫什麼後遺症。總之我想這個題目的由來就是説貨幣政策前一段用得不少了，現在是一個時點要更加強調財政政策的應用，強調結構性政策的應用。中國來講貨幣政策主要還是調節總需求的，我們除了總需求的政策繼續做好以外，我們更加強調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更加強調供給側需要做哪些事情。
德國商報：謝謝行長，非常感謝給我提問的機會。我是德國商報的記者。我這個問題想問的是，關於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您有怎樣的看法？它對於在中國的外國公司會有怎樣的影響？
周小川：中國目前在建立社會徵信體系，將來會有一個更好的社會信用評價體系，既有官方又有民間合作的這樣一個系統。另外，金融機構也在這方面加大力度，主要是通過數據的完善，特別是依賴大數據技術，能夠對大部分企業和個人的信用狀況提供好的資訊和評估，這樣有利於金融系統進一步的發展。特別是這種做法有利於資金能夠提供給更普通的中低收入的個人，以及向中小企業、小微企業，提供更好的服務。
與此同時，它也有利於增強社會的基本行為準則、紀律，使得大家更加注重個人和企業在信用評估體系中的狀態，使得社會更加誠實守信。
第一財經廣播：謝謝易綱行長給我最後一個機會，我是第一財經廣播的記者，我的問題是不久前人民銀行和銀監會頒布的房地産新政再次下調了二套房個貸首付的比例，很多人認為這是加杠桿。一月份貸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一萬多億，甚至有些評論認為是“放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去杠桿定為今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任務，在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的背景下，我們如何看待去杠桿和加杠桿的平衡？應該如何去杠桿？
周小川：您提的問題出發點是對的，就是説既然降低了貸款條件就可以説貸款可以做得更多一點，至少個人住房的杠桿會有所提高。你提問的邏輯是對的，但我們還有以下幾個考慮：
第一個，中國作為改革轉軌國家，20年以前，絕大多數人沒有自己的住房，後來通過住房改革，取消福利分房，大家開始有自己的住房。所以起步很晚，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房子，所以住房貸款按理説應該是有一個大力發展的階段。同時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過去房子在農村，現在農民工城裏找工作也需要租房子或者買房子，這些都造成住房貸款可能有比較快速的發展。而快速發展風險是不是很大呢？從中國的情況看，個人住房貸款佔銀行總貸款中的比重還是相對偏低的，有很多國家個人貸款，特別是住房貸款可能佔總貸款的40%－50%，中國只有百分之十幾，比例比較低。所以銀行系統也覺得個人住房抵押貸款還是相對比較安全的産品，有發展的機會。
但是房地産市場有時候冷有時候熱，也需要有宏觀審慎政策框架，進行逆週期調節，其中一個工具就是首付比，過去一度定的30%，現在適當下調，因為實際上這個審慎度空間還是夠的，適當降低一些個人住房抵押貸款産生的壞賬的比例仍舊明顯小于其他領域（比如企業的貸款和對開發商的貸款），所以個人住房抵押貸款仍舊是銀行比較偏愛的一個産品，他們有意願發展。
再有一條就是在宏觀和微觀審慎監管框架之下，將來應該更加加強對銀行總體健康程度的考核，讓銀行有大一點的自主權來決定他們對不同客戶採取什麼樣的政策。有的銀行認為這個客戶風險小，他可以有一定的靈活性決定價格怎麼定，首付比怎麼定。但這個銀行總體的品質應有監管部門進行更加嚴格的綜合平衡監管，這可能是更有靈活性、更有效的一個體系。過去當然也是因為有的市場有時候波動，所以可能就由中央銀行和監管部門直接規定的事多一些。這個多一些也有好處，每家銀行必須遵守這個東西，有些事不一定有什麼可商量的，但是它也有缺點，區別對待、靈活性就不夠，我們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各個省情況不一樣，大城市、中等城市、三四線城市情況不一樣，每個城市不一樣，銀行一點靈活性沒有，貸款條件都是北京定的，這個也有它的缺點，所以現在要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整體的審慎性的監管。同時商業銀行和其他的金融機構在具體業務的靈活度方面可以有一定的裁量權。總體來講這樣不會影響整體風險可控的程度。
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如果想控制杠桿率，應掌握好整個杠桿率，關鍵還是要如何應對企業杠桿率過高的問題，也有一部分人比較關注地方政府的杠桿率是否偏高的問題，從總量上來講個人消費貸款的杠桿率不太高。
易綱：非常感謝周小川行長深入淺出回答這麼多問題。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