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訊 記者楊耀文 近日，記者來到坐落在重慶市萬州區天城鎮塘坊一個具有“青青校園、鳥語花香、綠樹成蔭”，歷史極其厚重、鑄造了無數英才的百年老校——重慶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進入校園，首先映入記者眼簾的是前方行道樹上近百幅字體各異的紅色對聯。據介紹，這些對聯是學生根據學校要求必須練好“三筆字”（粉筆、鋼筆、毛筆）教學目標的部分習作，也是幾十年來形成的一貫傳統了。校訓篇
當記者希望校方介紹一些關於學校的發展歷程等情況時，校領導把記者帶到了一個用透明的有機玻璃外罩籠罩的石碑前，石碑上面刻著的鮮紅色大字，十分引人注目，這便是幼專的校訓碑。據介紹，這是為了讓校訓碑免受風霜雨雪的侵蝕，而特地建造的玻璃保護罩。
這塊校訓碑比一般的石碑更加髙大厚重，石碑高2.2米，寬1.2米，厚0.17米。石碑的頂部因為風化而缺失了一小塊，有的地方石料已經開始起層，顯出風霜磨礪的痕跡。
碑文上大紅色的篆書字體提醒著人們，這便是校園裏傳承了近百年的校訓：“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功。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 在校訓的左下側，是一段200字左右的石刻小字，這是一篇關於校訓的題記，講述了當時校訓題詞的由來。校訓的題寫人章太炎（章炳麟），係1917年7月，護法運動中孫中山就任海陸軍大元帥時的大元帥府秘書長。次年，護法運動失敗後，章炳麟離開廣州北巡視察，途中，章炳麟乘船經萬縣時，應時任校長鐘正懋之邀到學校視察而題。
據原萬縣師範學校（幼專前身）兩位退休教師（李祥清和沈毓斌是）潛心研究後認為：
校訓內容選自《荀子•勸學》篇——“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捨。”
意思是説，沒有潛心鑽研的精神，就不會有洞察一切的聰明，學業上就不會有顯著成績；沒有埋頭苦幹的實踐，就不會有顯赫卓著的成就。駿馬一跨躍，也不足十步遠；劣馬拉車慢慢走十天，也能走得很遠，它的成功就在於不停努力地奔走。
據介紹，今年是幼專辦學歷史100年，而校訓碑亦有96年曆史。李祥清告訴記者，這則校訓旨在為了讓學生明白學習的目的、意義、態度和方法，以此來勉勵學生努力學習。現任校長柳衛東，曾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也對校訓作了這樣的詮釋：校訓銘志達功，內外兼修育人；善待源頭活水，文耕百年常新。紅色篇
在學校博物館，學校工作人員面對一幅幅照片、一件件物品、一篇篇文章，為記者講述了重慶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的前世今身。
萬州師範學校發軔于原四川省立第四師範學校，由留日學者鐘稚琚先生創辦于1914年，初建於萬縣城東門外文昌宮，1918年遷至離城十余裏的亢家灣，後遷天城鎮。是當時下川東之最高學府。亦是當時四川僅有的四所師範學校之一。懷抱讀書救國，追求真理之目的，肖楚女、惲代英、劉伯堅、何其芳、彭咏梧等革命先輩來此任教、讀書、講學，傳播馬列思想，造就革命人才，涌現出大批熱血青年積極投身革命鬥爭，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立下不朽功勳，學校享有“下川東革命搖籃”之美譽。百年風雲，百年教育，學校五易其名，歷經桑田，曲折發展，堅守教育救國、培育英才之目標，在黨的教育方針指引下，以師範教育為特色，注重傳統教育，狠抓素質培養，力爭全面發展，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人才達兩萬之眾，聲名遠揚，銘刻歷史。
比如，劉伯堅在省四師成立的第二年，便從川北大巴山腹地平昌縣步行580里山路來到學校求學。受革命影響，他的政治思想迅速昇華，是當時在省四師求學的覺醒一代青年的代表。他于1917年秋離開省四師，三年後去法國勤工儉學，並參加了由周恩來、趙世炎發起組織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産黨”（1923年改為“旅歐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成為一位偉大的共産主義戰士。
1919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了，省四師的同學們有了新的覺醒，他們和全國的學生一樣，進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他們走上街頭，參加遊行示威，剷除了街市上的日本仁丹廣告。萬縣的日本三菱公司雇力夫運桐油上船，經省四師的同學勸阻後，力夫全部散去。
1920年6月，省四師遭到劫匪襲擊，數十名教員被綁走，有一人被打死，七人被擊傷。這是在軍閥統治下，教師身心受到嚴重摧殘的血證。
一度時期，該校師範部吸引了許多畢業于全國名牌大學教師的前來任教。如劉明揚、李曼成、秦斌，均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係；何超騰、李嘉仲分別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體育係和教育研究所。更有留學回國任教的，如首任校長鐘正懋曾留學日本，數學教員孔羽豐畢業于日本工業大學，博物教員丁榕臯畢業于日本早稻田大學，法語教員池偉棠畢業于法國里昂大學。
1923年春，國民大革命前夕，四川人民飽受軍閥混戰和帝國主義列強入侵之苦。此時，肖楚女受省四師校長劉明揚的聘請，由重慶來到省四師任教，他開始將共産主義的星星之火，撒向省四師這片熱土。
肖楚女來到省四師後，擔任學校的國文課教學。他把課堂當作戰場，自編教材，將魯迅的作品和《新青年》、《嚮導》等書刊上的文章選作教材供學生學習。他還在同學中組織“讀書會”，指導青年學生在課餘閱讀《共産黨宣言》等書刊，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灌輸青年學生的頭腦。
當時，省四師校長劉明揚是國家主義派，他極力鼓吹“內除國賊，外抗強權”，把矛頭指向共産黨和幫助中國革命的蘇聯。還散佈什麼“挽救中國之道，只有立足於國家主義而不立足於共産主義”的謬論，又讓一些國家主義派的骨幹分子霸佔著講壇。肖楚女通過課堂、讀書會、壁報及其他活動主動出擊，旗幟鮮明地反對國家主義，向廣大青年學生明確指出：只有反帝反封建，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挽救中國。與此同時，肖楚女還發動學生掀起了一個“擇師運動”，將一個個國家主義分子趕下了講臺，甚至攆出了校門。之後，肖楚女又趁熱打鐵，鼓勵學生成立學生自治會，還教育學生多參加勞動。他自己生活十分儉樸，他把每月薪金的大部分都拿去作發展革命事業的經費。
1923年初夏，革命先輩惲代英路過萬縣，會見了肖楚女。肖楚女特地邀請惲代英到省四師向學生作了一次“中國向何處去”的演講。惲代英在演講中，對國家主義派的種種謬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堅定地指出中國只有走俄國人的路，實行社會主義，才是正確的出路。他的講話，再一次在青年學生中掀起革命狂瀾，更加堅定了他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信念。
肖楚女在省四師的革命活動，招來了守舊派和國家主義派分子的忌恨和排擠，1923夏天，期末考試結束後，肖楚女被迫離開了省四師。
肖楚女在省四師的時間雖然只有近半年，但他卻在這塊處女地上，深深撒下了革命的種子。他在學生中組織“學習勵進會”，積極進行團組織的建立準備工作。不久後，省四師在下川東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C•Y組織），發展了吳毅（吳心仁）、朱亞凡（朱澤淮）、吳逸僧（吳心俊）、鄭叔倫等為團員。這些團員在以後的革命鬥爭中，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甚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吳毅入黨後曾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是1927年12月廣州起義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1928年7月組織第二次廣州起義時，被捕犧牲，年僅21歲。他的胞兄吳逸僧離開省四師後，追隨肖楚女，考上了武漢中央軍校，後來回到老家忠縣開展武裝鬥爭，擔任了黨的縣委書記。1930年8月，他協助李光華、王維舟指揮的四川工農紅軍第三路遊擊隊，向鄂西東征渡過長江時，做出過重大貢獻。10月參加原三路紅軍遊擊隊副總指揮秦伯卿組建的“共産軍”並擔任政委，為革命鞠躬盡瘁。朱亞凡後來入了黨，長期堅持地下鬥爭。1940年3月，在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反共活動——成都“搶米事件"中被捕犧牲。
“九•五慘案”死難者的血跡還未幹，投蔣的楊森就向英帝妥協投降，還奴顏媚膝地組織御用“九•五”足球隊，專與英國軍艦足球隊進行所謂“友誼”賽，想以此來抹掉萬縣人民心中對英帝製造“九•五”慘案所種下的仇恨。
當時，省四師體藝組負責教師是北師大體育係畢業的共産黨員何超騰。他于1926年下期來校任教，在教學中他提出“為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而進行體育運動。”在他的嚴格訓練下，體藝組的足、籃排球隊在各種場合的比賽中，均屢戰屢勝，早負盛名。因此，楊森指名要省四師足球隊員參加“九•五”足球隊與英艦“白雀號”足球隊的比賽。
由於“九•五”足球隊未注重配合，前兩次比賽均告失利。以何超騰為首的省四師愛國師生，憋著一股氣。為了給“九•五慘案”雪恥，為中國人民爭氣，他們加緊訓練，還要校長唐士心向楊森轉達要打敗“白雀號”足球隊的決心，並立下了“軍令狀”。在第三場比賽時，楊森也坐到了主席臺上觀戰。穿著省四師隊服的“九•五”足球隊，懷著雪恥的決心，充分發揮自己的水準和特長，終以2：0戰勝了“白雀”隊。頓時，場上萬眾沸騰，勝利的消息也迅速傳遍萬縣全城。1928年10月，何超騰又指導省四師的籃球隊和排球隊，打敗了停泊在萬縣的美國軍艦上的籃球隊和排球隊。省四師球隊的勝利，受到了萬縣人民長時間的稱頌，人們稱頌何超騰是反帝英雄。
英才篇
從建校到土地革命，再到新中國建立的各個時期，省四師以銘記校訓為指針，以弘揚傳統為目標，以創新實幹為根本，培育出了一大批革命志士和路路英才。如呂在和，1927年從省四師回到川北達縣蒲家場開展黨的活動，發展了一批黨員，建立了達縣第一個黨支部；1929年4月在萬源固軍壩起義任四川第一路紅軍遊擊隊司令員的李家俊，領導川陜邊區巴山遊擊隊；從1935年1月起與敵人鬥爭長達6年之久的趙明恩；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將領張愛萍、魏傳統等，都是蒲家場支部培養發展出來的黨員。有的在省四師入黨的學生，離校後到各地去組織群眾和領導遊擊戰爭，直至獻出自己寶貴的生命，趙明恩、陳光鑫、江琬等，就是他們中的傑出代表。
萬縣師範學校自1914年建校至今年，已走過了100年的風雨歷程，譜寫出一頁頁壯麗的歷史篇章。民主革命時期，省四師、省萬師是下川東的最高學府，青年學子的革命搖籃。革命先輩肖楚女、惲代英、劉伯堅、陳伯鈞、李嘉仲、彭咏梧等，都曾在這裡工作、學習或戰鬥過。他們在學校傳播革命思想、培養造就革命人才，為推動中國革命向前發展，立下了不朽的歷史功績。學校培育的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抱著救國救民之志，有的戰鬥在學校；有的回到家鄉從事革命活動，宣傳發動群眾，領導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鬥爭；有的歷經艱辛，奔赴井岡山或延安；有的到戰爭前線，揮戈躍馬、縱橫馳騁。他們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為了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僅在1949年重慶“11•27”大屠殺中，省萬師就有藍蒂裕、石文鈞、黃楠材、高天柱、袁德朗、朱世君、顏昌豪、趙晶片、胡作霖、賴德國、師韻文等十余名烈士遇害。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黨和政府對教育事業的日益關懷和重視，萬縣師範學校不斷發展壯大。其間雖經“文革”的干擾和衝擊，但經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以後，學校很快又走上了正常的發展軌道。幾十年來，萬縣師範學校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合格的師資，為萬縣地區和四川省、重慶市教育事業的發展立下了殊功。 易開基，1926年入省四師，後考入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畢業後在國立中央音樂學院任教，任教授、鋼琴系主任，是我國第一流鋼琴家；王懷安，1931年入省四師，歷任四川大學黨總支書記、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推事、司法部辦公廳主任、司長、部長助理，最高人民法院庭長、常務副院長；彭紋，1943年入省萬師，曾任《羊城晚報》社理學術部主任，《求是》主編，主編出版有《〈求是〉文粹》、《成功家的故事》等；應維森，1946年入省萬師，1987年任中國民航成都雙流機場總經理、黨委書記，並被選為中國民航協會第一屆副會長，高級政工師，1994年被評為“中國500名企業創業者”之一。張經紋，1948年入省萬師普二班，畢業後長期在附小、雞公嶺小學任教，著力探索小學語文教學中識字、閱讀、作文結合的規律，撰有《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和習慣》等書，獲省特級教師、省勞模、省“三八”紅旗手等光榮稱號； 張永枚，1949年入省萬師28班，我國現代著名詞作家、詩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創作的著名歌曲有《騎馬跨槍走天下》、《井岡山上採楊梅》、《人民軍隊忠於黨》、長篇小説《紅巾魂》、長詩《西沙之戰》以及現代京劇《平原作戰》等；郎太根，1952年入萬師，我國現代著名詞作家，後擔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作家協會會員，教授，八十年代為萬師創作了校歌歌詞；李德奎，1952年入萬師，後任西南師範大學副校長，多次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駱玉芝，1953年入萬師，長期在貧困山區任教，曾任雲陽鳳鳴小學校長，1979年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1982年被選為“十二大”代表；汪建德，早年畢業于萬縣師範學校，現任萬州第二高級中學校長、黨委書記，。係中國教育學會會員、重慶市教育學會安全穩定專委會理事、區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區教育學會學術委員、區教育學會德育專委會副理事長、萬州區學術和技術帶頭人、萬州教師進修學校特聘高級講師、重慶三峽學院特聘教授，重慶市中小學骨幹校長。
主持國家、市、區級科研課題4個，有20余項科研成果獲全國、市、區“優秀科研成果獎”，撰寫的40多篇教育科研論文在《中國教育學刊》、《中小學管理》、《今日教育》等國家、省級刊物公開發表，主編、參編著作三部，出版個人專著一部。
先後榮獲萬州區“教育宣傳先進個人”、“思想道德建設先進個人”、“優秀黨務工作者”、“高中教育先進個人”、 “十佳創新能手”，重慶市“優秀德育工作者”、 “教育系統普法先進個人”、“教育安全穩定工作先進個人”、“優秀共産黨員”， 全國“德育科研先進個人”等稱號。傅開國，1977年入萬師，現任重慶市萬州區教育科學研究所黨總支書記、副所長，中學高級教師，特級教師，享受政府津貼的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重慶市萬州區首批學術和技術帶頭人，教育部課程諮詢委員會委員。在省級以上刊物發表論文130多篇共100余萬字，主編、撰寫教育教學論著、語文工具書、教師用書等150多冊（部）計4000多萬字，其成果18次獲國家及省市社會科學、優秀教育成果一、二、三等獎。此外，還涌現了羅永芬、譚宜同、周啟元、余厚生、潘光秀、賈世珍、程良勤、張宗波、任開順、黃德忠、郎天珍等一批特級教師、全國優秀教師或優秀班主任，以及原萬縣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李明政、原萬縣市政協主席賀啟厚、原萬縣市政協副主席黃昌元、原萬縣縣委副書記淩希政等一批黨政領導。更有一批畢業生正戰鬥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積極推進依法治國、改革創新，努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譜寫新的篇章。據統計，百年來，學校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合格師資，為四川省和重慶市教育事業的發展立下了殊功。據統計，從1950年到2014年，萬師共送畢業班42屆，畢業學生7888人。1966年以前，附設中師函授部畢業學員4550人，兩項合計12400人。加上建國前的師範畢業生，總數超過13000人。如果加上1994年後的萬師畢業生，原幼師的畢業生，以及商貿中專的畢業生，共約有4萬多畢業生。這些學生畢業後被分配到省內各地，絕大部分被分配到原萬縣地區九縣一市的小學和初中。他們當中不少已成為各級各地的領導，或是中小學骨幹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