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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中國應重視高邊疆領域 擴大本地區影響力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2-07-12  發表評論>>

●過去30年,中國對外部世界更多的是接受、加入和適應。現在到了需要有中國的聲音和視角,有中國的引導和影響的階段。

●中國全球戰略的目標是什麼?不是建立一個中國統治的世界,而是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中國最大的利益就是繼續保持發展勢頭。

主持人:王泠一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民生發展報告》主編)

嘉賓: 潘世偉 (上海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

王逸舟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吳建民 (原中國駐法國大使、國際展覽局名譽主席)

秦亞青 (外交學院黨委書記、常務副院長)

黃仁偉 (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主持人:為應對複雜外部環境的多樣化挑戰和中國自身轉型發展的戰略需求,上海社科院在整合亞太所、歐亞所等研究資源的基礎上,成立了新的國際關係研究所。特此邀請各位國際戰略研究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研討 “未來十年中國的國際戰略”,以此作為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成立儀式。如今説到 “未來十年的中國”,不少人認為,這將是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各位怎麼看?

潘世偉:展望未來十年的中國,我覺得,就中國內部發展而言,可能會在兩大主題的交織中前行,即 “轉型”和 “定型”。

“轉型”意味著將告別原有的增長模式,轉向新的增長方式。特別是技術創新、人力資本、效益追求、有效管理等新的要素,將逐漸取代原來的資源投入、重化工業主導、生態過度耗費等要素,推動中國走向産業鏈、技術鏈、價值鏈的高端。從某種角度來講,這場轉型的意義絲毫不亞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而 “定型”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將逐漸在道路、理念、制度、戰略這些層面上趨於成熟和完備,進而確定自身的基本形態和框架。

與此同時,預計中國與外部世界互動的主要基調,可能圍繞 “新興”和 “新型”這兩個主題來展開。所謂 “新興”,就是中國作為上升中的新興經濟體,會逐漸發育成為新興的政治、經濟的綜合體,與世界上其他新興力量一起構成一個新的力量群體,作用於整個世界。所謂“新型”,就是指中國將謀求在國際事務當中構建一種新型的大國關係,從而推動國際格局的改良。

王逸舟:未來十年,中國的國際關係、國際戰略應當有新的超越和更大的追求。過去30年,中國對外部世界更多的是接受、加入和適應。現在到了需要有中國的聲音和視角,有中國的引導和影響的階段。如在東亞這個與中國利益最直接相關的地區,如何建立起一個有中國引導力的新興東亞國際體系。要真正在全球高地上發揮角色作用,首先要擴大本地區的影響力。

這方面需要有一些創造性的思想和杠桿,比如在南海問題上的破局。中國在新時期應該努力建構中國需要的、周邊國家可以接受的、大國比較放心的 “新亞太”和 “新亞洲”。目前,日本提出了所謂 “東亞共同體”的思想,李光耀提到了 “東亞價值觀”,中國應提出和貢獻怎樣的話語體系和實際政策呢?同時,還要關注高邊疆領域。中國過去一向以陸地大國、黃土文明為依託,如強調陸軍在軍隊中擁有主導地位。但是新時期的大國競爭,更重要的是在高邊疆領域發揮作用,比如海洋、極地、太空、網路等。因此,在高邊疆領域,中國如何站住腳跟,甚至拿到話語權,這尤其具有戰略意義。

主持人:如果先小結一下以上兩位的發言,能夠發現一個共同基石:中國全球戰略目標需要進一步深化,但首先必須建立在我們對時代潮流的深刻認知與客觀把握之上。

吳建民:當前,兩股不同的時代潮流正在較量:和平發展合作的潮流——代表著未來,由經濟相互依存和應對共同的全球性挑戰支撐;冷戰對抗鬥爭的潮流——代表著倒退,支撐這股對抗衝突潮流的深層次因素,是利益集團企圖從世界的對抗衝突中受益。而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關於 “擴大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同各國各地區建立併發展不同領域不同層次的利益共同體”的觀點,正在世界上得到響應。白皮書的觀點應該大書特書。

當下的中國的確需要一個全球戰略。因為,中國同世界的命運連在一起,中國已經處在世界舞臺的中心,世界對中國的需求在上升,而中國面臨的壓力和挑戰也在上升。尤其是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擔心、憂慮、恐懼,可以説已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怕你就是要防你,這需要全球戰略來應對化解。那麼,中國全球戰略的目標是什麼?這個目標立意是很高的,不是建立一個中國統治的世界,而是建立一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世界。也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 21世紀中國最大的利益就是繼續保持發展的勢頭。發展勢頭一旦中斷,中國的任何國家利益就無從談起了。

主持人:那麼,在當前的時代潮流下,如何看待現行國際制度對於中國未來發展的意義和影響?

秦亞青:秩序是依靠制度維持的。從某種意義上説,規則決定秩序,制度決定秩序。但實際上,現行國際制度確實暴露出很多問題。

比如,現行國際制度主要管理國家間的關係,現在卻出現這麼多全球性問題。而現行國際制度從根本上就不是為此設計的,應用起來局限性很大。所以到現在為止,全球性問題基本沒有得到解決,有些越來越嚴重,以致於世界亂象叢生。

又如,現行制度主要根據西方歷史經驗和思想形成,沒有考慮到新興發展大國的實際條件和需求。但當新興國家群發展起來後,這個制度就暴露出極大的局限性。這也是如今很多協議已經很難在目前這個制度框架內達成的重要原因之一。隨著新進入國際體系的國家把自身經驗和理念帶入國際舞臺,未來十年,國際秩序面臨新調整,需要制度改革和規則再設計。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制度上面臨的挑戰必然首當其衝。理想的秩序,應該是可以容納中國、美國和所有其他多元、多邊的秩序,而不單純是由美國主導的秩序。但怎樣設計這個秩序,將是影響中國未來國際戰略的一個重大挑戰。

主持人:大家現在都很關心,中國今後將要面對的,更多是戰略挑戰,還是戰略機遇?

黃仁偉:現在大部分觀點是傾向於戰略挑戰,但我認為,還是機遇大於挑戰。

過去30年,我們的戰略機遇從哪來?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類,對手或者是某個大國、地區出現嚴重危機。也就是説,是別人的嚴重危機成了機遇。第二類,自身制度和體制上的重大突破。如我國從1992年起實施市場經濟體制、 2000年加入世貿組織等,這是中國內部體制突破帶來的機遇。第三類,偶發性事件。如利比亞撤僑等。

今後十年,這三類機遇的客觀基礎仍然存在,關鍵在於如何發現並抓住、利用這些機遇,使之成為推動發展的重要契機。如歐債危機一旦惡化導致歐盟危機,世界結構性權力轉移肯定要發生。如果歐盟又提升到一個新的臺階,對中國還是機遇。如果美元大貶值,對中國經濟挑戰巨大,但同時也絕對是機遇,人民幣必然要變成世界貨幣。

此外,中國目前存在一系列體制問題。任何一個問題要從體制上做出調整,都會是機遇。其中,外交戰略協調機制如果得到解決或者實現重大改善,對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戰略發展絕對是機遇。 (本報記者 柳森 整理)

文章來源: 解放日報 責任編輯: 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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