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位置:正文

兩會,年輕人@你!今年兩會將給年輕人帶來什麼?

文章來源:中國青年報 發佈時間:2021-03-03 07:11:32 責任編輯:李高思

兩會 年輕人@你

2021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經歷了不尋常的2020年,今年兩會將給年輕人帶來什麼?將釋放哪些新的政策紅利?做好新業態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障,改善大城市裏年輕奮鬥者的租房品質,為育齡青年提供完善支援與關懷,進一步消除就業歧視,為鄉村教育提供政策支撐……你關心的事情,兩會都會為你關心;説出你的兩會期許,兩會始終認真傾聽。

---------------

請更多代表委員關注鄉村孩子怎樣完成作業

前溪

作為曾有多年鄉鎮學校任教經驗的教師,我注意到,最近有關作業的話題很熱。教育部在近日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出,強化學生作業管理,不得要求家長檢查、批改作業。各地也先後出臺文件,規範“批改作業那些事兒”。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緊盯誰來批改作業的問題,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在即將召開的今年全國兩會上,我希望有更多代表和委員關注鄉村孩子怎樣完成作業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説,如何設計和管理學生作業,正是鄉村教育問題的折射。

不得不説,當下學生的作業量挺多的,即便鄉鎮學校也是如此。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學生做作業做到晚上10點、11點不是個別現象。拿筆者的孩子來説,在縣城中學讀初二,學習成績居班級前列,也經常做到晚上11點。一般情況下,任課老師佈置的作業除了與教材配套的作業本,還會有另外2套練習冊,多到自己都改不過來,只能讓家長代勞。

絕大多數家長都重視孩子完成作業的情況,但鄉村家長對批改作業往往束手無策。有的家長學歷低,有的家庭是“隔代教育”,根本無能力代勞。可是,家長與教師對作業量的認識幾乎是一致的,他們覺得作業做得越多,學習成績就越好。甚至有家長以作業量多少來衡量教師是否盡責,如果作業量少了,家長就會擔心。因此,教師和家長都要對作業數量形成科學認識,明白學生成績與作業量並不成正比。

教育部要求提高作業設計品質,確保作業難度水準符合實際。這需要學校教務處去落實、檢查,而且所費的時間很多,鄉村學校的師資力量很難辦到。我想,不妨以縣為單位,通過優質學校和薄弱學校結對,實現作業資源共用,以“共同體”的方式提高作業設計品質。作業設計品質提高了,總量自然能夠減少,教師才能全批全改。

作業是對考試的演練。考試多出怪題、偏題,勢必造成作業也跟著走。如果考試難題不降低,仍然要出奧數題之類的難題,家長和學生又如何不加碼?

作業還與校外培訓機構有關。現在鄉鎮的校外培訓機構同樣為數不少,不客氣地説,在我們這裡最賺錢的就是校外培訓機構了。一些家長經濟條件不好,也要將孩子送進校外培訓機構,因為別家的孩子送了,你不送怎麼行?如果不送,孩子也會産生心理負擔,覺得自己是“另類”。校外培訓機構佈置的多是“加深”的題目,這也是增加作業負擔的負面因素,這就要求加強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監管。

提高鄉村教育品質是全體家長的心聲,也是任何有理想、有情懷的教師的使命擔當。但是,提高教育品質的方法並不是通過多佈置作業實現的,學生完成的作業不是越多越好。首先,要嚴格執行教育部的規定,不讓要求在層層傳達後削弱;其次,要細化操作規範,注意教育資源的平衡;再次要有問責制,哪個校長不努力提高作業設計品質,縱容教師讓家長批改作業,就換掉,換掉幾個立馬就會見效。

---------------

面試時,別問我有無男朋友

小魚仔

轉眼到了3月,我也迎來畢業季。去年秋招開始時,我猶豫再三,儘管就業壓力比較大,本科生就業優勢不是特別突出,我還是選擇先就業,到社會上闖蕩幾年。

秋招期間,大致就是關注本校就業中心發佈的招聘資訊,還有參加外校舉辦的招聘宣講會。找工作就像“過關打怪”,會遭遇各種意想不到的“攔路虎”,有些則令人備感無助和沮喪。

平常學院群裏或就業中心的公眾號上,會發一些就業資訊。雖然有的職位我並沒有考慮,但點進去,看到不少崗位都是“某某機關(企業),現招錄某某崗位,需要法學專業若干人,限男性,有符合條件的學生,聯繫報名”。這讓我很疑惑,專業能力的高低,和性別有絕對關係嗎?還是這些崗位都對性別有特殊需求?

面試網際網路企業時,我也隱約感受到性別歧視。在一次機會寶貴的面試中,一切都進行得比較順利,雖然薪資待遇比預想低了點,但我想著自己的專業不太對口,職場都得重新學起,慢慢來吧,這都不是事。然而HR卻問我有無男朋友,這讓我覺著有點侵犯個人隱私。

記得當時遇到同校同專業的男同學,我們倆前後腳參加面試。當他面試結束後,我打趣地問他,HR有沒有問你有無女朋友這類的問題,他搖頭説沒有。我本來想,這或許只是HR無心的一問,但聯想到現實中有公司因為女員工結婚生育的成本,而不願意招聘女性,我就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遭遇了性別歧視。關鍵,和那位男生聊天間隙,我們還談到了月薪。神奇的是,我們報了一樣的期望月薪,但HR告訴他的,卻比我的要多出300元。

我暗暗嘆氣,一樣的部門,同樣的HR面試,而且專業、經歷相倣,還都是應屆生,為何我的工資就比那個男同學低呢?這是遭遇同工不同酬了嗎?之後,我甚至懷疑是不是自己能力太差。遇到這樣的事情,即便去問HR ,會不會只得到一句,綜合能力存在差異,所以兩個人工資不同的答覆呢?

新年過後,當我瀏覽各地省考公告時發現,很多崗位的招聘要求寫著幾個字:限男性。比如一個崗位要本科應屆生,專業限法學,總共招聘6人,其中3個人要求限男性報考,另外3個人則性別不限。我一直在想,這樣的限制,會不會導致同一職位,女性報考者之間的競爭壓力變大?想起來之前一個考公前輩的話,女生要努力把筆試成績往高了考,因為報考該崗位的女生太多,競爭會非常激烈。

經過秋招和實習,我意識到校園外的世界,並不如想像中那樣簡單和完美。對我個人來説,在求職擇業時,首先要學會承認自己的缺點、不足,這樣在遭遇客觀困難時,才不會自怨自艾。同時,遭遇不公平的對待,也讓我思考,消除就業性別歧視任重道遠,尤其那些隱性的歧視,可能發生在無聲無形中。對待性別歧視現象,求職者有必要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身權益。

最近,根據教育部發佈的關於做好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除軍事、國防和公共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專業)外,高校不得規定男女生錄取比例。只有年輕人在選擇專業和求職擇業時,不再遭受性別歧視,他們才能真正按照個人的興趣愛好,來選擇適合自己的專業,走出校園時,方能以個人的能力水準,公平地參與社會競爭。消除性別歧視,離不開社會就業環境的改善,人社局、工會、婦聯等有關部門要依據相關法律,對存在性別歧視的企業,進行有力的打擊,堅決糾正企業歧視行為,提高用人單位的違法成本。

---------------

讓大城市的漂泊者 不再為租房發愁

李少波

對於在大城市中工作生活的很多人而言,租房居住是短期內的普遍選擇。然而,近兩年一些長租公寓的暴雷事件,讓公眾見識了住房租賃市場的混亂現狀,也讓不少租客,尤其是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輕人心存焦慮。我對全國兩會期許之一,就是希望這些租房亂象可以得到解決,讓我和很多有類似困擾的年輕人不再焦慮。

首先,我期待租房市場資訊不對稱的問題能得到解決。如今,大部分租房資訊掌握在房産仲介手中,房主和租客之間很少形成對接,導致租客對房産仲介的依賴程度較高。於是,有些仲介平臺就會任意抬升房租價格,以賺取更多中間差價。很多租客對房租市場了解較少,很容易租下房租過高的住房,致使生活成本增加。

因此,我期待國家能發佈更多政策與法規,規範租房市場行為,完善租房監管制度,確保租房市場資訊的相對透明,以降低租客的風險和成本。

再者,我期待租房市場中一些房産仲介不規範的行為能得到糾正。比如,租客通過仲介租住房屋時,一般會交數量不等的押金,多數情況下為一個月的房租。很多租客在租約到期時,卻被仲介拒絕退還押金。儘管租客根據合同條款與仲介據理力爭,但往往是徒勞無果,只能忍氣吞聲,吃啞巴虧。

這種情況並非個例,我在北京的好幾個朋友就遇到過類似問題,押金被拒退或少退。這就需要政府相關部門加大對房産仲介經營資質的審核力度,從源頭上確保房産仲介的專業性,同時加大監督力度,及時查處與糾正房産仲介的違規行為,避免出現更大的漏洞。另外,我期待看到更多租客維權的渠道,讓我們這些租房的年輕人,能有一個靠譜的維權渠道,用最低的成本找回自己的權利。

目前,大城市的房租價格依然居於高位,很多年輕人為了節省生活成本,不得不與他人合租。租客之間的生活産生交集後,每個租客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都會受到合租夥伴的影響。但因為大家的性格不同,也有不同的生活軌跡和習慣,相處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摩擦。

因此,我期待在租客提高個人素養之外,社區的居委會能發揮更多作用。比如,社區可以對合租的房屋進行走訪,通過舉辦社區活動,促進租客之間的了解和合作,讓他們更好地融入社區;在租客之間出現矛盾時,幫助他們進行調解,以免引發更大的衝突。

另外,剛剛走出校園的大學生,缺乏對社會複雜程度的深刻認識,在租房時往往面臨更多困惑和顧慮,也就需要更多指導和保障。事實上,租房成了大學生走出校園時面臨的第一份考驗,有多人在這個問題上交了學費,踩了租房市場的坑和雷。針對此問題,可以嘗試由政府牽頭,聯合信譽度高、服務能力強的房産仲介平臺,為符合條件的畢業生提供相對可靠的房源,幫助他們在大城市立足。

要真正做到規範租房市場,保障租客合法權益,既需要政府在政策和制度上做出必要的優化和補充,也需要相關部門努力改善租客租房的生活體驗和心理體驗,如此一來,才能讓我們這些漂泊在大城市的人,在租房時更加安心。

---------------

生育或者升職不該是道單選題

韓暢

寶寶初次睡整覺那晚,沒把吸奶器帶在身邊的我,感覺就像有兩塊巨石壓在胸口。想起生産以來,開奶、堵奶、漲奶、為復工存奶的一系列經歷,我在朋友圈寫道:“每個能在母嬰室自來熟地交流餵養經驗的媽媽都知道,當體系性的支援缺失或是無法觸達個人時,一味提倡母乳餵養如同枷鎖。”

剛生産完那段時間,是我得到最多關心的日子。出院後,醫院會發來調查問卷並進行電話回訪,我所在的社區衛生院也派來醫生,為我的身體恢復和新生兒的養育問題答疑,還和我簽約了一項名為“家庭醫生”的服務——説到“家庭醫生”,這無疑是個好政策,但醫生超快語速的介紹,明顯只把這當成一項推廣任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遺憾。

醫院墻上那些關於母乳餵養、輔食添加、發育訓練的宣傳海報,讓習慣應試教育的我快速轉化為腦海中的知識點,並輸出為一條條行動方案。為此,我時常想,社會能不能和我建立這樣一種關係,依據不同孩子的情況、不同的成長階段,把零散的、不體系的知識變成持久的、有針對性的指導?

除了育兒本身的艱辛,工作與生育的衝突,也是一件不得不提的事。在我128天的産假即將結束之際,公司突然宣佈“業務調整”,絕大多數同事被迫另謀出路,餘下的同事則要承擔超高強度的任務。儘管勞動法規定用人單位不得辭退哺乳期員工,但在巨大的育兒壓力和公司的尷尬現狀面前,我經過權衡,還是選擇了主動辭職並領取補償。一方面,這個決定讓我免於承受一邊通勤加班、一邊喂奶帶娃的艱辛,但另一方面,這也給我的事業帶來了巨大的變數,以至於我至今都無法確定,自己何時才能重返社會,又能否找到對口的工作。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辭職後,一位已育一胎同事來問我如何挂産科門診的號,我的“恭喜”二字還沒發送出去,這位3歲女兒的媽媽就語氣平淡地説:剛進新公司就發現懷孕了,孩子來得不是時候,只能打掉。職場對年輕媽媽的不友好,從這件事可見一斑。

在以孩子為絕對中心的新手媽媽生活中,上網刷視頻是我主要的娛樂。其間,我在B站關注到了一位芬蘭UP主,她有一個中國丈夫,也是兩個混血寶寶的媽媽。芬蘭以高福利而聞名,在她生育之後,當地法律允許她休假一年。與此同時,新一屆芬蘭政府還計劃給所有父母同等的育兒假,並將生育後的帶薪津貼增加到總共14個月,相當於父母每人164天。

當時,彈幕裏很多“羨慕“飄過,而我想的是:倘若我也能這樣休假,而不必辭職,那麼,164天后,公司的業務發展方向已經調整幾次了?過去一年的年終總結怎麼寫?明年的晉陞名額,不出意外會給到同期入職的其他同事吧?在我想這些的時候,突然發現:生孩子這件事,似乎有點沒意思了。

我的寶寶是2020年出生的中國1000多萬名新生兒之一。這個數字,這幾年與過去相比有明顯的下降。數據説明,謹慎看待生育這件事的家庭越來越多。這是一個女性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參與到家庭以外生産的時代,我們通過教育、就業、戀愛體會著前20多年的人生,當生育不再是女性的必要職責,年輕女性躊躇了,退卻了。其實,這並不意味著年輕女性不想做媽媽,也並不代表新一代人不願承擔撫育後代的職責,只是現實的壓力實在太多,才讓很多人難以輕易作出生育的決定。

兩會在即,社會各界都在熱議各種政策話題。如果要問我和身邊的同齡人關心什麼,與生育保障有關的話題,恐怕承載著最多的期待。我期待可以享受更充分的産檢假、産假和哺乳假,期待家附近能有門檻低、收費低的公辦托育機構,期待有更多的關於如何做一個父親的社會教育,期待通過制度性的協助、認可和獎勵減輕自己身上巨大的犧牲感。在大學室友紛紛生子後,我們聊天群的交流主題基本都圍繞育兒展開。在媽媽這個身份降臨後,大家似乎都變了個人,把孩子擺在世界的中心——不過,沒有一個人表示想生二孩。

當下,鼓勵青年生育,似乎是政策方向的一項共識。要做到這一點,顯然不能只靠精神層面的勸導激勵,面對實實在在的壓力,我們更需要實實在在的支援與幫扶。

---------------

4年“閃送”的他 也想有“五險一金”

任冠青

騎上飽經風雨的電動車,每天保持“線上”10小時以上,日行100公里起步,這就是43歲的李軍作為閃送員的工作日常。

“幹我們這行,沒有休息日,基本上只要是在北京不回老家,那就是一個字:幹。”2021年是他北漂生涯的第十年,也是他從事閃送的第四年。剛開始,閃送員沒有那麼多,演算法似乎也不是那麼“聰明”:從家所在的東四環出發,好不容易趕到了遠在西北六環的沙河,系統一番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調配,又“任性”地把他跨調到了西南六環開外的良鄉。雖然有些無奈,李軍也只能接受指令,硬著頭皮繞北京城“跑圈”。

後來,同行越來越多,演算法更加智慧,李軍也有了自己專門負責的服務區。可是,長期在戶外工作,風裏來雨裏去的日子依舊少不了。最初,家裏人還會擔心他的安全,怕他發生危險,時間久了,也就慢慢習慣了。對他而言,這份工作相對靈活自由,沒有太多要求和約束,只要保持一定的跑單量,就能獲得較為固定的收入。每天早出晚歸的日子雖然辛勞,但一想到留守老家的父母和兩個女兒,自己便感到無比充實。

這份工作,也讓他咂摸出不少樸實真摯的人生味道。剛開始做閃送員時,正趕上夏日炎炎,一位客人讓他等了很久,最終打了3遍電話才出來。正當他有些煩躁、差點發火時,對方從身後“變”出一瓶冰鎮可樂,暖心地説了一句:這麼熱的天,師傅辛苦了。聽到那句話,他心裏的火氣一下全沒了。每天跑單,他要接觸形形色色的人。而他最大的感受就是:還是好人更多。疫情期間,李軍也在回饋著這些人間善意,盡己所能多作貢獻。在疫情蔓延初期,他看到有一單挂了很久都沒人接,因為地址是在醫院,大家都比較緊張。後來,李軍還是選擇接了這單,也沒有收對方要給的紅包。他説:“就算是我作了一點點小貢獻吧。”

不過,隨著年紀越來越大,由“外來務工人員”和“網約工”雙重角色交織産生的新老問題,也讓李軍心底生出不少愧疚、憂慮與不安。家鄉衡水離北京雖只有200多公里——他不到三天就能輕鬆跑足的“工作里程”,可是與親人分別的這段距離,卻讓李軍再難跑進小女兒的心裏。自她6歲那年不得不回老家上學後,孩子的話就越來越少,甚至已經好幾年都沒有喊過爸爸了。外出拼搏讓李軍無暇照顧家人,對父母和孩子都産生了虧欠感。

李軍心裏清楚:他與平臺只是商業合作關係,並沒有簽訂雇傭合同,也沒有“五險一金”。長期在戶外工作,發生交通事故等意外的幾率相對較高,不幸出現工傷後會不會有維權難問題?一旦行業發展出現大變動,基本收入得不到保障後怎麼辦?自己已經40多歲,沒有養老保險,年老之後又該怎麼辦?這些切實存在的問題,不時激起他對於未來的焦慮。

解決這些擺在眼前的困境和難題,成為他對於今年兩會的最大期許:作為一名父親,他希望國家的教育政策能對留守兒童多一些關注和扶持,讓長期在外的他們少些牽掛,更加安心。作為一名勞動者,他也希望能夠獲得更加有兜底功能的勞動保障,讓自己也可以擁有社保。

正如李軍所説的,他只是“外出打工者中最平常的一位”。外賣員、送菜員、跑腿員、網約車司機……這幾年,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發展漸成氣候,相關從業者中,許多都是外出務工人員。據國家資訊中心數據顯示,2019年,為共用經濟提供服務的人數為7800萬人,同比增長4%。人社部于2020年8月發佈的新職業就業景氣現狀分析報告顯示,網約配送員的就業群體規模迅速增長,每天“跑在路上”的網約配送員已經達到百萬級。

他們整日奔波穿梭,有如城市運作中必不可少的“毛細血管”。由於行業發展較快,相關勞動和社會保障仍不完善,許多人都面臨著與李軍類似的問題。對此,首先需要儘快規範外賣員、閃送員等靈活就業人員與平臺的用工關係,避免因此衍生的工傷認定難、缺乏假期保障、工作時長過長等關乎勞動者權益的問題。此外,也有必要加快推進社會保險對這些群體的覆蓋。全國人大代表許小英就曾提議針對靈活用工等新就業形態特點,通過制度創新,制定能夠切實保障勞動力權益的社保政策。

2021年,李軍的願望很簡單:他希望自己可以每天多接單,一家人都平平安安。今年高考的大女兒能順利考上北京的大學,與他們早日團聚。李軍的目標,也是眾多在外打工者樸素心願的折射。

兩會要聞

圖片新聞更多>>

直播更多>>

全媒體矩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