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兩會：“世界第二經濟體”的考題！

■ 以大歷史視角審視，當下中國已行至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關口

■ 1968年日本首次超越前西德，自此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42年，至2010年承認讓位於中國

■ 面對有些甚至是專門出給“世界第二位”的試卷，中國以何應對？

以大歷史的視角來審視2016年3月的中國，可以看到，當下中國已然行至一個極為重要的歷史關口：

自2009年起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向前進，五年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一個百年”階段性目標宛然可期，行進中則遇到“三期疊加”的現實；環四週，全球風雲激蕩不已，撥開經濟復蘇艱難、地緣衝突不斷的浮雲，以科技創新為先導、經濟轉型為特徵、社會進步為內涵的新一輪發展浪潮，正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多地醞釀、破繭，漸蔚然成勢。

位於如此坐標的中國，面臨的歷史機遇前所未有，遇到的挑戰同樣前所未有。行得當，夢想必成真；策有失，現代化進程就可能停滯。

世界經濟是一個大考場。“世界經濟總量第二”的位置，不斷向我們提出歷史性的大考題。

從今年全國兩會，可以觀察到，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推進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要求新方略，又一次通過“十三五”規劃及年度政府工作安排等，完成了全方位的深度佈局。

從某種意義上説，這也可以理解為：坐在“世界第二”位置上的中國，對未來會怎麼辦、怎麼幹的問題，作出了明確宣示。

欣然之餘，也須臾不可輕慢。中國未來的前進道路絕不會是一片坦途，會有種種荊棘密布，唯有舉國一致、萬眾一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合力奮進，克難前行，共同答好不能回避的每一道考題，夢想才可成真。

“世界第二”之慮成特殊考題

5年前的2011年2月14日，日本內閣府公佈2010年主要經濟數據，正式承認國內生産總值（GDP）被中國趕超。按照日本官方數據，日本2010年名義GDP定格在54742億美元，而中國是58786億美元，佔據“世界第二”42年的日本，被中國取代。也許是統計上的原因，中國的數據是，中國經濟總量于2009年即已實現了對日本的超越。

“1968”與“2010”，這一天日本共同社提了這樣兩個標誌性年份：1968年，以當時的主要指標國民生産總值(GNP)計算，日本首次超越前西德，自此居世界第二大經濟國位置42年，而至2010年則讓位給了中國。

美國《華爾街日報》對此的説法，代表了當時西方觀察者的主流看法——這一歷史時刻標誌著“崛起的中國擊敗了衰落的日本”。

GDP是一個國家或地區一定時期內(一般為一年)生産的全部最終産品和勞務的價值總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薩繆爾森曾評價，GDP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唯GDP論固然不可取，但GDP總量至今仍是全球公認的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最核心的指標。它代表著一國發展的生産力水準，也反映了一個國家社會、政治、文化、國防等各方面的物質和財富基礎，沒有GDP持續、有效的增長，其他方面的發展無從談起。

站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起點，成長中的中國日漸理性：“世界第二”不單充滿榮光，也意味著在未來征程上佈滿更多荊棘，有些可能還是“世界第二”專屬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等強化貿易保護主義，除反傾銷、發補貼等傳統手段外，在市場準入環節對技術性貿易壁壘、勞工標準、綠色壁壘等方面的要求越來越苛刻，由徵收出口稅、設置出口配額等出口管制手段引發的貿易摩擦越來越多。有數據顯示，我國近九年來連續成為世界上受到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

與此同時，我國勞動力等生産要素成本上升較快，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憑藉勞動力成本和自然資源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産業和訂單向這些地方轉移趨勢明顯，令我國出口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十一位；2005年超過法國，居第五；2006年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年超過德國，居第三；2009年超過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國製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幾乎就是從那時起，西方國家再工業化、産業回流本土的進口替代，成為其不謀而合的戰略。

今天，無論是來自發達經濟體群體的壓力，還是來自追趕者群體的壓力，都給坐在“世界第二”之位的我們，出了許多全新的考題，稍有閃失，就可能釀成大錯。

這並非危言聳聽，日本曾經的境遇，可資鏡鑒。

“上世紀80年代，許多經濟學家估計日本將超過美國。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由於經濟停滯不前，日本已大大落後於美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首席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説。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經濟達到頂峰。但隨著經濟泡沫破滅，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進入‘失去的10年’，後來有了‘失去的20年’，現在甚至有人提出了‘失去的25年’。”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姜躍春對《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説。

日本為何會在被各方看好的情況下落入一蹶不振之境？

受訪專家認為，除了國土面積、資源稟賦、人口結構等客觀因素制約外，還有“內”“外”兩個因素。

于“外”，“日本經濟發展的自主性欠缺，長期受制于美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陳須隆説。

于“內”，“日本在一系列政策選擇和施政方針確立上存在失誤。

其一，日本採取凱恩斯主義辦法，利用積極財政政策和寬鬆貨幣政策，通過擴大政府支出刺激經濟，但效果並不好。後果之一就是日本積累了巨量債務，現在已是GDP的約240%；

其二，日本經濟最根本性的問題是結構改革問題。

姜躍春説，“橋本龍太郎推出‘六大改革’，基本失敗；小泉純一郎的改革措施中，只有郵政改革取得一點進展；‘安倍經濟學’也並沒能實現預期目的。其最核心問題在於，日本的官僚階層與財閥有密不可分的緊密關係，經濟體制改革難以觸動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患得患失，常失良機。姜躍春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總結道：“檢視日本盛極而衰的歷程，有兩點啟示不可忽略：

一是必須保持與時俱進。在經濟全球化、全球資訊化的時代，戰略和政策的選擇一定要適應未來趨勢，跟上形勢變化；

二是必須全盤考慮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及時發現新問題並進行堅定的、及時的調整。”

警惕“簡單GDP實力幻象症”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需要鏡鑒的不僅是日本的歷程，中國近代史上的教訓，也警醒我們：GDP這個評估一國國力的硬指標，本身也有致命缺陷，並非是全面綜合實力的精準體現。迷醉其中，絕非幸事。

“從GDP總量來講，當今世界只有美國和中國超過10萬億美元。但GDP只會説明部分問題。”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研究員陳向陽提醒説。

他向《瞭望》新聞週刊記者推薦了一本知名的專著——《世界經濟千年史》，作者是安格斯·麥迪森，英國著名計量經濟學家。書中寫道：“19世紀前，中國比歐洲或者亞洲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強大……1820年時，中國的GDP比西歐和它們附屬國的總和還要高出將近30%。”

根據該書圖表，1820年清朝GDP佔全世界的32.9%。即便是進入20世紀初，該比重也在11%左右。

法國學者彼得·佈雷克也曾根據法國經濟學家保羅·貝洛赫的數據做出過推算：1800年中國GDP佔世界比重高達44%，1840年仍高達37%。

國內學界則認為，麥迪森推算的數據，高估了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但根據國內學者調整後的估算數據，中國GDP佔世界比重在1820年仍高達約20%。

這一數字意味著什麼？與之相對比，在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的2010年，中國GDP佔世界的比重為9.2%。

在1793年出使中國的英國使節馬嘎爾尼眼中，那時GDP位居世界前列的中國並非一個強國：“中華帝國是一艘破舊的搖搖晃晃的巨大戰船，僅以其巨大身軀和外表嚇住鄰居”。正是那個時期，英國人對中國的看法從積極變為藐視。20多年後的1816年，英國人阿美士德訪華的所見所聞，更加深了英國對當時東方世界“落後”的認識，堅定了其後來對華戰爭的決心。

當今中國與1840年的中國，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朝乾夕惕、“保持清醒”，則是採訪中多位研究者所反覆強調的。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相當艱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核心之處在於‘全面’，最難之點也在於‘全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在第七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上如此説。

強調“全面”，説明我們現在還不夠全面，還有許多短板和弱項。儘管我們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譬如，創新能力不強，就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是我們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的一個集中表現和根本原因。

這意味著，我們必須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各領域有更長足的發展，需要諸多方面的補強，並使人人都能公平地享受到發展的成果。

口頭上説“全面”這一理想目標很容易，但要把説的變成做的、把認識轉化為行動、把理想轉變為現實，則充滿艱辛，必須用心用力。

陳向陽説，“現在，從綜合國力來説，中國只能説是名列前茅，開始讓‘世界第一’有了被追趕的壓力感、焦慮感。但與美國這個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相比，我們仍有不小的差距。”

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我們的每人平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準與發達國家還不可同日而語，我們肩負著儘快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任，發展是永恒的主題。

陳向陽説，“世界發展歷史提示我們，想要佔穩‘世界第二’並持續縮小與領先者的差距，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我們正在經歷‘成長的煩惱’，保持清醒、堅韌不拔是必須具備的品質。”

前進路即是趕考路

“時和勢總體于我有利，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仍然存在。”這是黨中央對我國現階段面臨形勢的重大判斷。必須抓住機遇、珍視機遇、用好機遇、轉化機遇。

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位勢，衝刺“十三五”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一方面意味著發展的物質技術基礎顯著增強，另一方面也意味我們需要解決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問題。

今後五年，機遇和挑戰並存，變革和風險同在，希望和憂慮交織。需要我們以一個一個行動，高水準地解答一個一個難題，化解一個一個現實的與潛在的風險。

風險，既包括國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社會風險以及來自自然界的風險，也包括國際經濟、政治、軍事風險等。而那些高難度的考題，既有我們主動設置的，也有別人給我們添加的，躲不開、繞不過，只有去正視、去面對、去解答。 答不了、答不好，就抗不住風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進程就可能被迫中斷。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中國改革發展設定了60條、300多項改革任務，這是創新再造“中國改革發展升級版”的大考卷；　　

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是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總命題、涉及180多項重要改革的大考卷；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是以五大發展新理念作引領、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總命題、涉及300項重要舉措的大考卷。

落實五大發展新理念、實施“四個全面”戰略、推動五大建設、引領經濟新常態、力促供給側結構改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防止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等等，都是我們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面對的重大考題。

每一道考題都是全新的，答好每一道題都需要付出努力。我們要把大考卷上的試題，一題一題看得清清楚楚，做到緊扣主題、系統對應、從容回答、準確求解。

前進的路即是趕考的路。破解了一個題，中國就會再前進一步。當然，在解難題的同時，需要我們把防風險擺在應有位置。“圖之於未萌，慮之於未有”，要確保在解答重要試題的過程中，絕不出現顛覆性的錯誤。

堅定駕馭好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定力”

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用自己的理論、制度、道路、文化向偉大復興方向行進，路途上，有勢如破竹之時，也肯定會有激流險灘路段。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不會一帆風順。

坐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的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如此接近偉大復興的目標，這樣的態勢來之非常不易，太需要珍視。

路，要一步一個腳印地扎紮實實地走；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走出來。五年後，我們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只是完成了第一個百年目標，第二個百年目標會等著我們去繼續拼搏。未來要走的路不算短，不管風吹浪打，心無旁騖、義無反顧走自己道路的“定力”，該是全體中國人需要具備的信念和素養。

在國際層面，“定力”是中國以理性、成熟、包容的大國心態與定力，既對世界表達出足夠的善意，又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

坐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位置上的我們要看到，有的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有的出於對中國快速發展的恐懼，有的受原有世界秩序主導者的利誘和恐嚇，對我國的發展不會必然送上鮮花與掌聲，相反可能會有這樣那樣的懷疑、挑剔、指責、限制乃至遏制。

當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時，一些西方評論家的説法已然耐人尋味——“工業革命首先將歐洲國家推入世界經濟大國的行列，隨後日本也加入了這一陣營。這些經濟大國通過殖民其他國家，掠奪資源、勞動力和市場，並累積財富。西方歷史上大國的崛起，大多伴隨少數國家對多數國家資源的剝奪。那麼，中國也將走上類似的道路。”但是，中國已經並且還將用行動證明，自己不會與西方GDP大國走相同的道路，中國沒有像它們那樣“外財內移、內壓外移”，而是用自己的隱忍、擔當，為國際社會分擔風險、為人類和平進步盡責。

回顧近代史，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從屈辱和血淚中走來，為爭取和平付出了巨大犧牲。正因如此，我們對和平的願望更為強烈。這意味著，中國今後的發展在選擇價值坐標與評價體系時，都將從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立場出發，走向復興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開放、更包容、更自信、更和平。

陳須隆説，面對國際社會給我們開出的“試題清單”，中國的應答應對之道，就是積極主動地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把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上升到國際共贏主義高度，使之與全球秩序和地區秩序概念對接。在實踐中，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包括推進新型大國關係建設。

在複雜多變的國際新形勢下，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需要展示中國文化文明的內力和魄力：恰如其分地評估自身實力，避免過高和過低傾向；既堅持大國定位，又與各國平等相待；既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又加強國際事務的介入和引領；既積極發揮大國作用，又不搞強加於人；既承擔大國責任，又量力而行；既維護大國尊嚴，又體現親、誠、惠、容；既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又鬥而不破、鬥而不戰。

在國內層面，“定力”就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道路選定了，五大發展理念確定了，就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個國家的道路選擇與國情、與實力、與夢想緊緊相連。新中國60多年的探索，改革開放近40年的實踐，都已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適合中國國情、實現民族復興的正確道路。

受訪專家特別強調，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開創性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五大發展新理念，是解答未來中國發展總考題的總方向、總思路、總方案。關鍵是要在總思路之下，解答好每一個現實試題，儘快讓這些新理念、新思想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全國政協委員、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馮俊説：“五大發展新理唸有著極強的問題意識，都是對應著我們面臨的最重大最艱巨的任務、針對最突出的矛盾和問題提出的。”

五大發展新理念對應的正是未來中國發展大考卷上的那些大考題：創新發展，對應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發展，對應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發展，對應的是解決人與自然的和諧問題；開放發展，對應的是解決內外聯動問題；共用發展，對應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五大發展新理念形成一個內在聯繫的有機整體，當務之急就是要在其指引下，讓一個個具體領域、一項項具體工作，都有明確的貫徹思路和落實辦法。

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審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及經濟領域中有這樣一段話，今年困難更多更大，挑戰更為嚴峻，“要做打硬仗的充分準備”，併發出誓言：“沒有過不去的坎”。

對外，應對發達國家貨幣政策的變化、國際貿易增長的低迷、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金融市場的震蕩波動、國際産業結構與分工的變化等等，都是“硬仗”；

對內，“三期疊加”和新常態下的全面發展、讓增速換擋在節點上平順轉換、讓結構調整在節點上平順變革、讓新舊動能轉換在節點上平順銜接等等是“硬仗”，“十三五”期間實現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1億農業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等等是“硬仗”，應對眼下的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經濟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的“四降一升”是“硬仗”，落實今年的“三去一降一補”任務等等同樣是“硬仗”。

每一個“硬仗”不僅要打好，而且要打贏。

我們不是在封閉的環境下搞建設，我們是在開放發展的背景下推進復興大業，雖然大環境總體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利，但同時面臨的矛盾、風險、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別人精心設置的陷阱。受訪專家特別提到，目前國際上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不時起伏，就是對我們的考驗。

打硬仗、過溝坎，受訪專家強調的依然是我們要有足夠的定力。“最重要、最關鍵的在於我們不僅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而且要辦得更好，讓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不斷上升，給世界一個什麼也擋不住中國前進步伐的預期，絕不能讓各種‘人為製造的負面預期’干擾中國的發展大局，更不能在種種干擾中把我們手中好牌打錯。”

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於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沒有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創造性和執行力，再好的政策措施也會落空。

如何調動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如何加強廣大黨員、幹部的執行力，保證中央的政策措施落實到位，保證五年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完美收官？

“首要一點，在於進一步統一思想認識。”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劉春説，思想認識不統一，實踐就無法組織和協調。要從幾個方面發力：

一是加強對黨員幹部履職盡責狀況的監督，從組織、環境和社會輿論等角度綜合發力；

二是加強問責追責，形成倒逼機制，使得幹部不敢放任懈怠、不敢自由散漫，促其精神積極、緊張起來，主動向中央靠攏；

三是學習培訓不能放鬆，今年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活動，將從幹部的思想著手補足精神上的鈣，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基層延伸，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把全面從嚴治黨要求落實到每個支部、落實到每名黨員。

“對於黨員幹部能力上的新要求，關鍵就是深入領會五大發展理念”，劉春説，以新理念引領的新發展實踐，是關係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黨員幹部如何能夠將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用，內化於心、外化于行，至關重要。

“黨的十八大甫一結束，中央立即著手抓作風建設。”劉春説，作風建設在豐富和發展新形勢下黨的建設理論的過程中，明確了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的修身之本、為政之道、成事之要，蘊含著共産黨人立身處世的價值內涵和政治品格。“解決發展的難題，最終還是要靠人，要靠各級黨員幹部勇於擔當、攻堅克難，提振精氣神，增強執行力。”

從經濟總量上看，按匯率法計算，我國GDP總量佔全球的比重從2010年的9.2%上升到了2015年的14.4%，預計到2020年這一比例將升至20%。

2010年中國GDP總量約為6.04萬億美元，美國約為14.96萬億美元，相差8.92萬億美元，美國相當於中國的2.48倍；2015年，中國GDP總量相當於10.42萬億美元，據估算美國約17.87萬億美元，相差約7.45萬億美元，美國相當於中國的1.7倍。我們確實與美國在經濟總量和每人平均GDP水準上還有差距，但我們確實在經濟上以比美國快兩倍的增速持續前進。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曾分別用匯率法和購買力平價法，預測了中美兩國GDP的增長趨勢，其中匯率法的預測結果是：2019年中國GDP為19.8萬億美元，美國GDP為18.9萬億美元。

有專家推算，如果我們如期實現了“十三五”的目標，GDP總量可能達到90萬億元人民幣，而目前尚在每人平均GDP約8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國家”就有可能接近甚或跨進聯合國及世界銀行設定的每人平均GDP11000美元高收入國家的水準線，中國發展將翻開歷史性的一頁。

我們注意到，十八屆五中全會在中共歷史上首次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這一極為重要的思想，不僅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也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

中國夢是中國人民的夢。中國人民一定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群策群力，用智慧和勤勞，書寫出一份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彩答卷。 刊于《瞭望》201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