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3月10日訊（記者 張艷玲）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財政部原財政科學研究經濟所所長賈康今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四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上表示，供給側改革是攻堅克難引領新常態的系統工程。為引領新常態，必須更多依靠科技和制度，這就是要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供給，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適應統一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升級換代，以教育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依科研規律釋放科技創新潛力。
賈康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品質效率提升方針，體現了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新思維。政府調控職能在於實現總供需動態平衡，但過去各國對總量型反週期需求管理經驗較豐富，而對供給管理長期忽視，當然，對後者理性掌握的難度也比前者大得多。
簡要分析，首先從理論上説需求是原生動力，但生産力和生産關係的創新都發生在供給側，供給側的響應機制及其特徵是劃分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和時代的決定性因素。全球化時代，美國蘋果電子産品創新，可以在中國引起購買熱潮；由於對國內産品供給魚龍混雜、品質難保的預期，中國遊客會到日本大量購買“馬桶蓋”。分析這些現象，需要從結構化的角度認識總量問題，不僅要研究需求側原稱為動力機制的消費、投資、凈出口“三駕馬車”，還要從供給側響應機制分析結構優化問題，才能完整認知和把握整個經濟增長動力體系。現實經濟並非通過“完全競爭”自動實現結構優化，因此需要政府通過“政策供給”引導結構優化，通過“制度供給”激發增長潛力釋放。
其次從調控實踐説，政府供給管理無法回避。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衝擊，美國當局區別對待、把握重點，先後給花旗、“兩房”、通用注資，成為引導復蘇過程的決定性轉捩點；中國近年也一再努力通過“定向寬鬆”實行貨幣政策的結構化運用，財政政策更是為優化結構不遺餘力。
第三從我國經濟社會轉軌和具體國情看，特別需要注重在供給側對“三農”、區域協調、環保、社保、科技創新、國防、重點建設等方面補短板，特別是以制度供給即改革來解放生産力、化解矛盾累積與隱患疊加，形成可持續發展後勁。
中央正是在深刻總結中外經濟理論與實踐得失基礎上，以問題導向，形成了關於供給側改革的指導思想。這不是貼標簽式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轉軌創新；不是否定需求側意義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以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供給管理經驗又側重於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不是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在堅持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守正出奇的現代化追趕—趕超。其核心內涵，是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來解放生産力的長期行為。
面對矛盾凸顯挑戰和“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車之鑒，必須依靠供給側改革打造新動力體系。供給側的勞動力、土地及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和制度五大要素中的前三項，支撐力正在衰減：過去低廉勞動力比較優勢支援我國一路成為“世界工廠”，近年卻是民工荒、用工貴、招工難；土地資源開發中無價變有價、低價變高價形成物質利益驅動的超常規發展，但近年徵地拆遷補償綜合成本急劇抬高；本土原始積累起來的民間資本已十分雄厚，然而現在常規投資普遍出現邊際收益遞減。
賈康説，為引領新常態，必須更多依靠後兩大要素——科技和制度，這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對衝下行因素，打造發展升級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抑制、放鬆供給約束，具體包括：調整人口政策優化勞動供給，推進土地制度改革適應統一市場，深化金融改革服務實體經濟升級換代，以教育改革破解“錢學森之問”，依科研規律釋放科技創新潛力，減輕企業綜合成本激發微觀活力，承受陣痛讓市場淘汰落後、過剩産能，等等。
雖然供給側發力的“攻堅克難”任務艱巨，但別無選擇，必須迎難而上，敢涉險灘，啃硬骨頭。做好以上這些，中國就不僅可消解漸進改革路徑依賴上的某些“後發劣勢”，還有望形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支援之下供給側偉大實踐的“先發優勢”，如願對接全面小康和中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