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出臺“全面二孩”政策，使得新一輪人口生育潮可能在2017年出現，這將對醫衛和教育資源帶來很大挑戰。昨天，部分全國政協委員就此展開熱議，其中，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婦聯副主席、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在全國兩會上聯合提出，薪酬待遇問題是核心問題，建議直接給兒科規範化培養基地的青年醫師增發專項醫護津貼，以吸引選擇兒科的青年人才。
醫療怎麼辦？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婦聯副主席鄭珊
全國政協委員、北大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
適當上調兒科醫療服務價格
全面二孩將使得新一輪人口生育潮可能在2017年就出現，新增出生人口400萬左右。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婦聯副主席、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副院長鄭珊和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副院長丁潔認為，這將對醫衛資源帶來很大挑戰，引發兒童醫療困境，“兒童看病難，兒科醫師招聘更難”將更加突出。
全國29個省、區、市生育意願調查顯示，約80%的家庭希望生育二孩。這對目前已捉襟見肘的兒童醫療意味著雪上加霜。
國家統計局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0至6歲人口超1億，佔世界同齡人口20%。2015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數據表明，2010年兒科執業醫師10.5萬人，2014年10萬人，五年來絕對數減少5000名，兒科醫生佔比只有1.62%。我國每千名兒童0.43名兒科醫生，參照美國每千名兒童1.46個兒科醫生的比例，至少還缺口二十余萬。
目前，中國社會已從原來的父權中心轉變為子女中心，這一特點對中國家庭求醫行為産生了根本性的影響。無論大病小病，孩子比成人的求醫頻率普遍要高出1至2倍，而高齡婦女的二胎健康問題會更加複雜。2013年兒科門診人次近2億。從目前兒童病床使用率和兒科醫師負擔情況來看，兒童醫院的負荷在各類專科醫院中最為沉重，兒科醫護隊伍極度稀缺，醫患配比嚴重不足的矛盾愈發凸顯，兒童醫療紅燈頻閃，致使病兒平均候診時間長達4至6小時以上。
為緩解兒童醫療日益加劇的困境，根治兒科“風險高、工作累、收入低”的根本，兩位委員提出，兒科操作精細度高，需要花費更多時間精力，應適當上調兒科醫療服務價格，改變目前嚴重偏低的不合理價格體系。薪酬待遇問題是核心問題，建議直接給兒科規範化培養基地的青年醫師增發專項醫護津貼，以吸引選擇兒科的青年人才。
她們提出，還要加大對兒科醫療事業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兒童專科病床日常運營補給，增加兒童保健和兒科疾病的專項研究基金，加大對兒科診療大型專用設備無償支出，在學科建設上體現兒科事業的重要性和保障性。
兩位委員還建議設立為兒童醫療服務的專項研究獎勵和人才獎勵，讓服務於兒童的醫護人員有職業榮譽感。
教育怎麼辦？
全國政協委員、北航原黨委書記胡淩雲
教育將受衝擊必須提前佈局
“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第一波受到衝擊的是醫療，第二波就是教育。但是，因為教育的週期性，我們必須要提前做好預案。”在昨天政協教育界別的小組討論中，全國政協委員，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原黨委書記胡淩雲表示，全面二孩將對教育産生巨大衝擊。
胡淩雲告訴京華時報記者，去年單獨二孩政策實行時，學校外語系的負責人就曾向他吐槽工作不好安排，因為六七個女老師都懷孕了要生二胎，而且並不只是一個學校反映這種問題。
胡淩雲説，單獨二孩放開後，不少媒體報道説並沒有很多人真正選擇生二胎，但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還是有所區別的，全面二孩從政策上把一批年齡相對大的人解放出來。他們的生育願望還是很強烈的，比如某些高校，女教師比較多，而且多在35歲到40歲之間，下決心要生孩子的很多，都想趕上最後一班車，除了高校之外，中學和小學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更大，因為中小學女教師的比例更高。
“如果説更多女教師選擇生育，是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對高校和中小學教育的第一波衝擊，學前教育就是第二波，小學教育是第三波。”胡淩雲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提出要做更高品質更加公平的教育，其實針對性最強的就是學前教育。不過，在對學前教育的具體措施而言，僅提到了“鼓勵普惠性幼兒園發展”，還是在從費用的角度考慮。其實，應對二孩政策的影響，還是應該從幼兒園規範化、標準化以及師資配備方面著手，提前佈局，讓幼兒園的數量和品質都能大幅提升，滿足二孩時代的需求。
“現在每年的新生兒是1800多萬，全面二孩放開後，增量可能會很明顯，很有可能在3到5年內達到一個生育高峰，會帶來一波波的衝擊。這種變化可能是跳躍性的，但出生之後就面臨著入園的問題，因此我們不能按部就班，必須提前佈局，做好配套服務。”
觀念怎麼改？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教授王名
建議恢復和重建生育文化
昨日，針對人口形勢嚴峻、全面二孩放開的計劃生育政策調整，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王名接受京華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面對當前長期低迷的生育意願和已經式微的生育文化，建議恢復和重建生育文化。
王名指出，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實行的以限制人口數量增長為目的的計劃生育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中國傳統的生育文化。如今以“一胎化”為中心的計劃生育政策所帶來的不僅是普遍的獨生子女、大量的失獨家庭、提前到來的老齡化衝擊等種種社會問題，更為嚴重的是，“生育文化已名存實亡，傳宗接代對今天的年輕人來説幾乎是天方夜譚”。
王名認為，伴隨計劃生育政策的重大調整，面臨的不僅是“二孩政策如何落實”、“生育率如何提高”、“急速到來的老齡化社會如何應對”等中短期的人口政策或社會政策問題，更有如何恢復和重建生育文化這一根本的、長遠的人口戰略問題。
王名建議，在積極推進和落實全面放開二孩政策的同時，建議恢復和重建生育文化。他指出，在當今時代，傳宗接代並不意味著以父系為核心的男尊女卑文化的回歸，而是適應現代社會男女平等的一種新觀念、新時尚。從根本上改變計劃生育就是控制人口數量的陳舊觀念，充分認識生育率最終處於替代水準或之上才是維持民族繁衍的必要前提。
王名還認為，要儘快修訂相關法律法規，包括《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和《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從制度上規範生育新政併為人口政策調整提供法律保障，儘快完善放開二孩的配套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