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特別生氣“到國外買電飯煲”事情 很悲哀
供給側改革第一次寫進總理工作報告。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3月5日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説，今年要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持續增長動力。圍繞解決重點領域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加快破除體制機制障礙，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2015年11月10日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概念：“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而普通人對“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接觸，是來自於總理關於“圓珠筆頭”的一個問題。2016年1月4日，李克強總理參加了關於鋼鐵煤炭行業産能過剩的座談會。“去年，我們在鋼鐵産量嚴重過剩的情況下，仍然進口了一些特殊品類的高品質鋼材。我們還不具備生産模具鋼的能力，包括圓珠筆頭上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李克強表示：“這都需要調整結構。”
在李克強總理昨日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加強供給側改革，將著力化解過剩産能和降本增效、努力改善産品和服務供給、充分釋放全社會創業創新潛能等。
“供給側改革”頻頻被談及，與當前我國面臨的經濟形勢關係密切。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推出的《轉型闖關——“十三五”：結構性改革歷史挑戰》一書認為：在我國經濟轉型時期，不僅需要需求側結構性改革，更需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也表示，經濟當中經常考慮供求平衡問題，從需求方面調控是近期可以做到的；供給方面調控則是中期調控，主要在於經濟結構的調整，不是近期就可以見效的。
因此，供給側改革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按照多數受訪者的觀點，小到圓珠筆頭，大到我國“十三五”經濟轉型，都有賴於供給側改革。
這正是“圓珠筆之問”的意義所在。
★個案
桐鄉毛衫工廠：放棄大品牌訂單改投網紅店
王振波在浙江省桐鄉市經營一家羊毛衫工廠，2014年以前是傳統加工工廠模式，杉杉、報喜鳥等知名品牌都是他們的大客戶。而在2015年，工廠徹底完成轉型，只針對淘寶天貓網紅店舖，放棄上述知名品牌的訂單。
他表示，之所以下決心轉型，是由於賬期問題，拖欠貨款嚴重。原來付款方式為：30%定金、到貨付款60%、10%品質保證金。這最後10%卻很難追到。“我們利潤才10%左右，影響很大。”
怎麼舍得放棄？單靠網紅店舖能支撐其公司盈利需求嗎？王振波説，2014年廠裏年産值1500萬－1600萬元，2015年達到2200萬-2300萬元，都是這次轉型帶來的。“不要以為網商店舖量就比線下知名品牌的小，我們做過統計，皇冠店舖一年採購成本預算150萬-200萬元，跟一個實體品牌差不多了。”
“消費者很成熟了，只需要好的高性價比的産品，對於傳統品牌概念逐漸模糊。傳統品牌利潤高，100多塊成本的産品賣到七八百塊，同樣的網店才賣兩三百塊，你説老百姓會選擇哪種？”王振波説。
王振波提到轉型前後生産模式發生的顯著變革，“過去傳統品牌拍拍腦袋想出來幾個版型，圖紙交給我們去做，消費者必須從裏面選擇購買，不管是否喜歡。”
“現在，網紅店舖設計初樣給我們完善，會從粉絲裏調查，去預售讓大家點讚，好的投産，不好的槍斃掉。消費者體驗肯定更好。比如，一件風衣，根據風格設計10-20款，店家會綜合粉絲意見挑出3款。”
吃到了甜頭，王振波未來的目標是做成“前店後廠”的模式，深化整合供應鏈，實現産品生産、定制設計、倉儲物流全包含。現在已經服務了300多家淘寶天貓店舖。
“産品品質只會越做越好，消費者要求蠻高的，不然就退換貨，必須保持優質産品。”王振波説，“我感覺我們工廠不叫加工企業，應該是服務企業；表面上服務淘寶店舖，最終服務消費者。畢竟大家認可産品才會消費。”
“去國外買電飯煲，刺痛了我神經”
全國人大代表、格力電器董事長 董明珠
中國沒理由連個電飯煲都做不好
記者：格力圍繞供給側改革，做了哪些具體工作？最新進展是什麼？
董明珠：目前格力正在加速實現産業轉型，將過剩産能轉化為優質産能，同時重點加速智慧化的發展。
比如，目前我們自主研發的機器人已經對外服務了，很多企業已經來採購我們的機器人。另外，我們還開始著手研發包括模具設備、工業自動化設備以及檢測設備在內的工業加工設備。
記者：以往各大場合，你都曾高調表達過利用核心科技改寫“中國製造”。聽説要拿格力的電飯煲PK日本産品？
董明珠：我特別生氣“到國外買電飯煲”的事情，這個事真的刺痛了我的神經。我覺得很遺憾，同時也很悲哀。沒有理由中國那麼多製造企業連一個電飯煲都做不好。
要走出去，産品品質一定要過硬
記者：格力走出去，面對國內外市場，有什麼困難？
董明珠：2001年就嘗試在走國際化，第一站是巴西，在國際市場遇到了很多沒有預料到的問題。一開始出去，還是作為像中國市場一樣去看待，到了後發現相關的條條框框、法律法規、人情世故等等，有很多文化差異。想適應它，千條可變，只有一條不變的就是：你的産品品質一定要過硬。
最近一次我去了之後感到很開心，因為之前我去的時候，雖然格力建了廠子，但是很難找到産品，市場佔比不高。現在在巴西隨處可以看到我們格力的標誌。這就是一個成長的過程。
記者：主戰場還是放在國內？
董明珠：中國本來就是國際的一部分，有市場的地方我們就該去，只不過是一個時間進度的問題。最大的轉換是，過去出口雖然量大，但是貼牌子；現在不一樣，出口的東西是自己的。
記者：做大“中國製造”，希望政策有什麼傾斜？
董明珠：企業想要強大，不能一味依賴政府，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實現自強、自救。企業的轉型要靠自己，在政策上則希望政府提供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
“企業要舍得在研發創新上花錢”
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 孫丕恕
企業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力軍。作為國內智慧製造企業，浪潮集團正向網際網路轉型，且已經歷過一輪業績“陣痛”。全國人大代表、浪潮集團董事長孫丕恕接受新京報記者專訪時稱，要把主要資源用於從技術上突破，而不是錢都花在規模擴張上。
感測器是物聯網行業的“圓珠筆頭”
新京報：總理拋出了中國生産不出圓珠筆頭的問題，你所在的行業也有類似情況嗎？
孫丕恕：在物聯網行業，感測器是很大的瓶頸，需求量也很大。可以説相當於“圓珠筆頭”了。這樣基礎的東西，不是一下子可以弄出來，需要投入資金，也與經營者是否專注有關。
新京報：企業作為供給側改革的主力軍，該如何做？
孫丕恕：去産能是一方面，但是要注意，關掉並不意味能做出新的來，就能把富裕産能降下。企業要把主要資源用於從技術上突破，要研發創新，而不是把錢都用在規模擴張上。
國記憶體在的問題是：技術改造投入多，研發投入少；生産線多，研發少。美國相反，很多生産環節是不管的，主要抓高端研發。
新京報：但是技術投入意味著犧牲短期利益。
孫丕恕：其實大家也不是沒有錢，很多企業每年利潤挺高，捨不得拿出錢來幹這個。説服股東是第一步，短期少分點紅，幾年後兌現更大的承諾。
政府應開放數據提升服務供給水準
新京報：在政府供給側方面，你有一項建議是關於數據開放，為什麼？
孫丕恕：大數據可以幫助政府創新公共服務方式，提升公共服務供給水準。浪潮為商務部提供生豬大數據分析服務，監控了全國261個相關指標，從生豬養殖、屠宰、飼料、加工、流通、市場等環節已形成了50次預警。
數據是生産資料，必然要通過交易、流通才能創造價值，催生新的服務業態，幫助傳統産業轉型升級。
首先開放不敏感的數據，比如老百姓掛號，可以遠端提醒排隊的人已經到幾號了；交通攝像頭實時數據，提醒路口多少米有紅綠燈；現在民航數據開放就做得很好，用戶可以使用App查詢航班資訊。
“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
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周漢民
“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才能滿足日益增長、分層以及實際和未來潛在的需求。”3月1日，在無界智庫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聯合主辦的“分享經濟與供給側改革”專家研討會上，全國政協常委、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表示。
談到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解，周漢民表示，供給和需求不要對立，只是硬幣兩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極大提升的，第一是生産力，第二是創新能力，第三是全員勞動生産率。
他亮出三張榜單：一是財富五百強榜單，2015年中國企業(大中華地區)超過108家，僅次於美國；二是品牌五百強榜單，美國佔了半壁江山，中國還不到30個；三是世界創新企業一百強榜單，2014年中國進的是華為，2015年無一入榜。
“創新”是周漢民隨後給出的答案，“供給側改革要的就是創新，才能滿足日益增長、分層以及實際和未來潛在的需求。”
周漢民向新京報記者舉了華為的例子，“明瞭自己做什麼，並堅持不懈做下去，從來沒有排斥世界先進經驗，重大科技研究中心都設在海外。”他認為這幾點值得其他企業借鑒學習。
“減稅清費支援供給側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 朱光耀
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政協經濟界別小組討論中途，被眾多記者堵在衛生間門口，他在回應“財政上給予供給側改革什麼支援”提問時表示，減稅清費是一項重要內容。
朱光耀表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明確了2016年中國經濟的基調，堅持改革開放、穩中求進、穩增長、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在適度增大總需求的同時，加大供給側的改革力度。提高供給體系的品質和效率這是非常重要的。
“在這個過程中，對於供給側結構的改革，減稅是應有之義，同時簡政放權來提高國家經濟治理能力應該是更重要的內容，要結合在一起，來推進有中國特色的供給體系的改革。”他説。
朱光耀表示，在財政收入有所下降的情況下，加大減稅清費力度，在可以預見的短時期內，是會增加財政不平衡。
“我們要增大財政政策力度，階段性適度增加財政赤字。但是結構改革從中長期而言，是增加中國經濟動能，推進中國經濟新經濟業態的發展。”他表示，減稅清費從長期是增加財政收入，使中國經濟沿著健康持續軌道發展。
A14-15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劉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