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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概覽
中國網 | 時間: 2006-09-07  | 文章來源: 中國網

    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歷程,是當代國際關係中探索建立新型國家關係、推廣以互信合作為基礎的新安全觀的重要外交實踐。隨著這一實踐活動由早期的對話、談判形式向正式地區性國際合作機制的發展和轉化,上海合作組織作為新型的地區合作組織,在發展合作、推動歐亞乃至世界和平與安全進程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一、對話、協調:合作的雛形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上海五國”會晤機制出現在冷戰剛剛結束的特殊歷史時期。蘇聯解體後,由蘇聯獨立出來的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四個國家共同面臨著穩定與發展的需要,也使中國和原蘇聯這四國強烈意識到,繼承冷戰結束前談判成果、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邊境地區爭議和軍事對峙問題,不僅是當前的形勢下各國轉入和平建設的重要前提,也是整個地區穩定與安寧的迫切需要。中國政府在與原蘇聯和獨立後的四國進行著卓有成效的邊界談判的同時,也已經開始積極推動與這些國家就共同的邊境安全問題進行磋商。

    1996年4月26日,五國領導人相聚上海,參加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協定》。《上海協定》的簽署不僅為中國與獨聯體4國間的雙邊和多邊關係健康發展完成了重要的前提,也由此啟動了“上海五國”的會晤機制,併為上海合作組織的形成打下基礎。1997年4月,五國又在莫斯科簽署的《五國關於在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這兩個重要文件的簽署,首次以平等、信任、協商、互利的原則,化解了阻礙各國和地區與發展的戰爭威脅因素,併為這個新生會晤協商機制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的信任基礎。在兩次會晤中,各國通過五國元首聯合聲明的形式,將這種形式固定了下來。

    在後來的3年中,隨著世界政治形勢與地區安全格局在後冷戰期的發展,“上海五國”機制在解決了傳統的軍事安全問題之後,隨即將合作的重心轉向了對各國安全構成更現實威脅的非傳統安全領域中。

    1998年7月,在哈薩克首都阿拉木圖舉行的“上海五國”元首會晤中,首次將打擊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的鬥爭作為“上海五國”合作的主要任務。

    1999年8月,在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凱克舉行的“上海五國”元首會晤上,進一步將“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偷運武器、販賣毒品等跨國犯罪活動”的任務職能化。鋻於當年8月在吉爾吉斯斯坦南部發生宗教極端組織劫持外國人質的“巴特肯事件”,12月在比什凱克舉行了五國執法部門領導人安全合作與協作會議,成立“比什凱克小組”,形成了“上海五國”機制下由各國職能部門的專門協調機構。

    2000年7月,“上海五國”元首會議在塔吉克首都杜尚別舉行,連年受國內極端宗教活動禍患的烏茲別克以觀察員身份參加了此次會議。隨著國際大環境和本地區內局勢在幾年內發展與變化,“上海五國”領導人一致認為,現有的已有的會晤機制已不能適應地區與多邊合作的需要,建立一個正式的地區性國際合作組織的需要開始提上議事日程。

    2001年7月,“上海五國”成立後的第六次國家元首會議再次於上海舉行,“上海五國”正式升級為上海合作組織,烏茲別克作為六個平等的成員國的一員加入了這一合作機制。在這次會議上,六國共同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將“上海五國”時期開始倡導的平等的國家關係、合作的安全形式、互利的協作目的等地區合作構想,提煉、濃縮為著名的“上海精神”——“互信、互利、平等、協商,尊重多樣文明,謀求共同發展”。六國領導人還共同簽署了《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突出安全先行、合作反恐的政治安全合作主題,對“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等概念均做了明確的法律界定,並使地區合作機制中安全合作在目的、任務、現任、程式等內容上首先規範起來,《上海公約》並規定了有關合作的具體方式和程式,標誌著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化和法制化時期的開始。

    2002年6月,上海合作組織在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的第二次元首會議上,又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向正式的國際性地區合作組織的機制化目標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同時,此次會議還決定將建立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和地區反恐機構,從組織基本法規和組織常設機構兩個方面將上海合作組織機制建設引入實質性階段。

    在2003年的上海合作組織莫斯科元首會議上,各國元首簽署的《宣言》及其他一些保障和推動組織機制化的文件,將正式啟動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和反恐機構的組建進程,並於2004年初正式開展工作。自此,上海合作組織步入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合作組織。

    二、“上海五國”的合作安全理念

    “9·11”後的國際反恐浪潮,使歐亞地區安全形勢總體上好轉。但隨著地區力量的複雜化,多年作亂中亞地區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三股惡勢力,及毒品走私、武器擴散、非法移民等具有跨國性質的有組織犯罪活動,依然嚴重威脅著各國和地區的安全與穩定。尤其在伊拉克戰爭的影響下,中亞地區潛在的社會因素受到震蕩和激化,使地區安全形勢更加複雜。“塔利班”、“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伊扎布特”等極端宗教組織又在集結力量,企圖借機在這一地區再攪渾水。

    吉爾吉斯斯坦總統阿卡耶夫伊拉克戰爭爆發後不久也曾指出,這場戰爭將對中亞地區的穩定産生破壞性影響,而彌消這種惡性影響的惟一有效的途徑,就是加強各國在上海合作組織和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等地區安全合作框架下的密切協作。2003年的《莫斯科宣言》中明確指出,“消除滋生恐怖主義的社會基礎,包括消除貧困、失業、愚昧和種族、民族、宗教歧視是全球反恐鬥爭的一個重要方向”。在這一方向的合作是上海合作組織區別於地區內其他安全合作組織的一個重要標誌。

    2001年6月14日“上海合作組織”六國國防部長在上海舉行了會晤,共同簽署了《聯合公報》。《聯合公報》闡述了六國在加強軍事領域的合作,確保軍隊在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中的實質性協作,以及反對少數國家在亞太地區部署戰區導彈防禦系統等問題上的一致立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高度重視安全領域的機制運作,認為該機制的啟動,不僅加強了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推進了彼此間開放性和建設性夥伴關係,而且還建立了應對“三股惡勢力”和毒品走私等全球和地區安全挑戰的多邊合作機制。

    繼2992年的中吉雙邊聯合軍事演習,2003年8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哈薩克、中國、吉爾吉斯、俄羅斯、塔吉克五國于舉行代號為“聯合——2003”的聯合反恐軍事演習。各國武裝力量于在哈薩克的烏恰拉爾和中國的伊犁地區分兩階段完成了上海合作組織首次多國軍事演習,不僅使這一安全合作機制框架下的應對恐怖活動的能力大大提高,而且也向國際社會證明,上海合作組織的實際行動能力正在不斷地加強。

    三、上海合作組織健全的機制化發展

    從1996年的五國上海會晤,到2004年上海合作組織秘書處和反恐機構啟動,各國領導人越來越清醒地意識到,地區長期穩定的根本出路在於各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但由於歐亞地區特殊的經濟發展環境,只有各國攜起手來,才能形成共同受益的發展條件。胡錦濤主席在2003年明確指出,經濟合作是上海合作組織的重要基礎和優先方向,並建議先從交通運輸和能源合作領域入手,使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的經貿合作早見成效。至今,上海合作組織已在政治和安全領域多年成功合作的基礎上向經貿、文化等領域不斷擴大,機制化的發展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

    目前,已有一些國家明確提出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的申請,也有一些國家表示出了濃厚的興趣。但由於上海合作組織目前剛剛告別初創階段,仍處在鞏固、發展時期,有關的章程和法案尚不完善,處理與其他國家和組織的關係將,可能將以利益關係確定為對話國、項目合作夥伴、觀察員等不同層次。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2004年塔什幹元首峰會,應東道國烏茲別克邀請,阿富汗臨時政府領導人卡爾扎依將作為客人參與上海合作組織的活動。這將標誌著相關地區和國家對上海合作組織興趣正在提升,也標誌著上海合作組織影響力正在更廣泛的地緣空間中擴大。

    作為冷戰後在國際關係領域中出現的新生事物,上海合作組織表現出了頑強的生命力和強韌的凝聚力,她將繼續致力於各成員國區域政治、安全、經貿等廣泛領域的有效合作,共同為維護和保障歐亞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做出努力,積極推動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並以謀求地區內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各國建立合作安全、共同發展新型模式和有效範例,對全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事業帶來更多啟示。(許濤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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