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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傳教士湯若望冤案:驗證日食獲勝反被判淩遲
中國網 china.com.cn  時間: 2010-10-27 09:18   發表評論>>

■專家講述發生在清初的歐洲著名傳教士湯若望冤案經過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在北京從事哪些活動

■冤案的背後既有中外文化的撞擊,也有人事的鬥爭

■演講者小傳  

趙連穩, 現為北京聯合大學學報編審、副主編。北京聯合大學北京文化史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學基地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學研究所理論室副主任,北京大學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員。

明末清初這些傳教士他們在中國主要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為了傳教還學習中國的漢語,把中國的文化往西方介紹,把西方的文化往中國來介紹,這起了一個交流的作用。

湯若望,德國人,明末清初活躍在北京政治舞臺上的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先後在明朝和清朝的欽天監任職,順治皇帝還任命他為欽天監監正,因其所制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對,遭誣陷而下獄致死。康熙親政後重新審理了此案,為湯若望平了反,通過湯若望這個冤案,我們可以窺見清朝初年朝政的跌宕起伏。

●傳教士在京●

■在眾多的來華耶穌會教士中,以利瑪竇和湯若望最為著名

■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歷書》,製造天文係

第一個大問題,就是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在北京的活動。元朝時,中國的絲綢、造紙術、火藥、印刷術等發明都傳到了西方,西方的一些傳教士來到中國,但為數不多,如馬可波羅。明朝嘉靖三十一年開始,一直到清初耶穌會教士陸續來到中國,但規模也不大,幾十號人。他們這些人用勸説和教義來教誨人們,擴散其影響。在眾多的來華耶穌會教士中,以利瑪竇和湯若望最為著名。

利瑪竇是明末清初來中國的第一個有名的傳教士,這個人加入耶穌會後曾接受東方傳教的培訓,對中國儒學有所了解。來到中國後,他把傳教和儒學相結合,謂之“合儒”,儘量地中國化。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和影響,為了博得他們的信任,他用十五年的時間鑽研儒家經典。他精通漢語,一面教學,一面傳教,利用他的西方科學知識和已具備的漢文化修養結交權貴,像萬曆皇帝,宰相葉向高、徐光啟,大臣李之藻、袁宏道,都是他的好朋友。這個人死後葬在了北京,現在在北京市委黨校裏邊有很多傳教士的墓地,其中他是第一個。

利瑪竇他們當時耶穌教會為什麼往這兒來呢?因為《馬可波羅遊記》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個遊記當中寫中國如何如何富裕,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看美國一樣,去了都能撿黃金。這個書在西方影響很大,所以這些人由於對財富的覬覦,對傳教,對擴大教會勢力的渴望到了中國,利瑪竇是第一批人。

湯若望這個人出生於德國科隆的貴族之家,性格比較活躍,學習成績很好。畢業後被保送羅馬的日耳曼學院,在歐洲受過良好的教育,對天文、數學都有研究。1619年受耶穌會派遣在法國神甫金尼閣的帶領下到達澳門,明朝天啟二年進入廣東,同年12月25日到達北京,1630年再次進京,繼任已故教士鄧玉函之職,協助徐光啟編修《崇禎歷書》,製造天文係,在中國生活了47年。這個人就基本上把一生都獻給了傳教事業,都在中國活動。

湯若望精通天文曆算,他以對月食的準確測算贏得了戶部尚書張問達的賞識。當時中國曆法已經不太精確了,經常出錯。

明朝末年徐光啟奏請開設歷局,就是修訂曆法的一個機構。徐光啟做過宰相,這個人比較開明,他因看到了西方科技的進步,比中國先進,所以他對此進行了研究和學習,採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國的曆法效果很好,這樣徐光啟對西方傳教士更加信任。

到了崇禎七年,《崇禎曆法》137卷修成。崇禎十六年,皇帝下詔,把《崇禎歷書》改稱為《大統曆法》,準備實行,但還沒等到頒行,明朝就滅亡了。

湯若望利用修訂曆法博得了朝中大臣以及皇帝的信任,還在中國學者李祖白的協助下寫了《遠鏡説》,《遠鏡説》就是對望遠鏡的一些原理進行了介紹。

在明末戰事頻繁,後來明軍越來越處於劣勢,所以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湯若望就幫助明朝用西方的辦法督造戰炮,他口述了有關製造大炮的相關技術,由焦勖等人整理編成了《火攻挈要》兩卷和《火攻秘要》一卷。崇禎九年時候,湯若望奉旨設廠鑄炮,兩年中造了大炮20多門,這個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滿族在東北打仗的時候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歷史進入到清朝初年,當時1644年,清兵進入北京,攝政王多爾袞命令內城的居民三天之內要搬出,湯若望給多爾袞寫了一個摺子,他説:“為了保護教堂和天文儀器以及圖書資料的安全,請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時他把自己從事的傳教和修歷工作做了簡要的介紹,第二天他的奏請得到了恩準。

●與順帝關係●

■修訂《時憲歷》,在全國實施,並擔任天文臺臺長

■兩年之間,順治皇帝親自登門造訪了24次

隨後湯若望數次奉詔入宮,他對皇帝和攝政王説《新曆法》的優點,並呈現了望遠鏡、渾天儀、地平晷這些天文儀器。當時滿族人剛到北京,都沒見過這些,覺得特別好玩,好奇。而且湯若望用西洋的新法準確地預測了順治元年即1644年農曆八月初一的日食。攝政王一看,果然不錯,就讓他把《崇禎曆法》再改一改,湯若望就奉命對《崇禎曆法》進行修訂,將原來的修曆法137卷修訂改成103卷,連同新編的一些新曆本呈現給清政府。多爾袞被他説服後,清廷下令從順治二年開始,將其參與編撰的新曆定名為《時憲歷》,在全國實施。

順治七年的時候,清政府給傳教士賜了一塊地,湯若望在宣武門天主教堂旁重建一個新的教堂,並對原由利瑪竇所建的天主教堂進行擴建,如此,把宣武門這個教堂變成北京城內最大的一個教堂,後稱南堂。這個南堂也是湯若望等神甫的居住地,他們平常就住在這兒。他們的工作地點是在現在建國門有一個天文臺,現在還有這地方,叫古觀象臺。在古觀象臺工作的傳教士大概有50多個人,湯若望是其中主要的負責人,用現在話來説他擔任臺長,當時叫欽天監的監正。

湯若望用曆法,用天文儀器這些先進的東西贏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賴,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從順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成為順治皇帝的一個好朋友,和順治皇帝建立了一種十分緊密的私人關係。當時年輕的順治皇帝親切地稱呼湯若望為“瑪法”(滿語:可親可敬的尊者、長者,爺爺),這個“瑪法”可以隨時進宮去見皇帝。而且順治皇帝也多次親臨湯若望的居住地與之暢談,求教西方的曆法,這個事在湯若望有一本書叫《修歷紀事》有記載。僅順治十三年、十四年兩年之間,順治皇帝就親自登門造訪了24次。湯若望很受感動,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學問上循循善誘,在國事上忠言直諫,這使年輕的順治帝倍感可親可敬。順治帝當時比較年輕,他求知的渴望很強,再加上朝中大權由攝政王來控制著,我想可能他內心比較空虛,對西方比較好奇,所以經常到湯若望這兒來。

湯若望之所以和順治皇帝、和攝政王大臣套近乎,他的目的當然是爭取這些人的支援,最終目的是傳教。所以從這一時期,順治帝的某些言論和行動中可以窺見他的影響,湯若望對他的影響。順治帝對湯若望的恩寵不斷升級,對湯若望傳播的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學問表示出明顯的好感。到順治十年,順治帝親賜湯若望“通玄教師”這麼一個榮譽稱號,並頒發詔令褒獎湯若望,現在話就是口頭表揚一番。順治十四年,又親賜天主堂立碑,禦制碑文,南堂,他們天主教堂搞了一個碑文,由順治帝給他做的碑文,並賜教堂匾額為“通玄佳境”。

順治帝在賜給湯若望“通玄教師”的詔令中,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肯定湯若望的曆法之功。因為攝政王和朝中大臣一致認為靠洋教來統治中國是不行的,還得靠儒教文化。

就在湯若望受寵之時,厄運正向他一步步地走來。

文章來源: 北京青年報 責任編輯: 未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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